保险公司保费投资方向范例(3篇)
保险公司保费投资方向范文
分红保险自2000年3月在中国大陆一经出现，便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据中国保监会最新统计显示，2003年一季度，我国实现人身险保费收入927.9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34％，其中分红保险业务同比增长46.95％，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67.04％，在新型产品中占比更是高达96％。但由于投资环境、投资收益不理想，目前占据保费收入半壁江山的分红保险令寿险公司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分红与承诺的回报率大相径庭，可能引发类似“投连险风波”；如果勉强维持高分红，又势必影响保险公司的稳健经营。因此，认真研究分红保险产品面临的风险，积极寻求对策化解潜在风险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目前分红保险面临的主要风险
1.误导风险。本来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有没有红利可分都属正常，但遗憾的是，由于推销分红保险时出现的误导宣传，使投保客户的分红预期人为拔高，使保险公司不得不面对巨大的压力。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两方面的误导：首先是人的误导。尽管保监会下发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但仍有个别人为单纯追求业务发展，在销售过程中，片面扩大分红保险的投资功能，如承诺高回报，隐瞒红利的不确定性等，误导消费者；其次是银行、邮政在销售时的误导。有的人员混淆保险与储蓄的区别，简单地将分红保险与储蓄的收益率相类比，把分红产品的收益率简单地列为本金+保底利率+分红，有的甚至在银行门口打出“本金+储蓄+红利，一个都不能少”、“银行保险+分红保险：客户是最大的赢家”等横幅，使客户误认为购买分红保险相当于用保费进行储蓄和投资，容易产生“买分红保险比储蓄合算”的误解。同时，不能排除部分单位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对客户夸大回报率的现象。
2.成本风险。主要表现为保险公司经营中的“费差损”风险。寿险公司的经营费用主要由营业费用、手续费、佣金组成，目前在各保险公司投资收益大幅下降的同时，经营费用却呈上涨之势。据有关报道，2002年我国保险公司的营业费用、手续费、佣金同比分别增长了67.45％、212.99％、28.92％。这是由于一方面，部分分红产品主要通过银行、邮政等中介机构销售，随着银行保险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保险公司付给银行等中介机构的手续费有不断攀升的趋势，如果不及时得以规范，一旦手续费超过了当初定价时的费用范围，就有可能造成该险种的费差损。另一方面，保险公司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保费规模，采取各种措施激励营销员，进行各种业务竞赛，大规模的广告宣传，有的公司还采取了有奖销售等方式，这些都会导致公司的销售成本增加，额外增加了保险公司的费用支出，有的公司甚至用其它险种的费差益来弥补分红险种的费差损，长期以往，势必影响到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危及保险公司的正常经营发展。
3.经营风险。从销售情况看，有的公司在分红险保费收入中某一较短期限的保单所占比重高达90％以上，大大超出了正常范围。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这些保险公司为抢占市场份额，追求保费规模所致，没有很好的处理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问题，导致公司的粗放式经营，一旦保险市场相对饱和，保费收入的增长不能达到相应的速度，将会出现公司现金流不畅，满期给付困难的问题。另外，从退保的角度分析，如果分红结果不理想，客户会因为实际分得红利与其预期收益相差过大，造成客户失去对分红保险产品的信心，导致客户的退保风险。同时，由于分红保险产品的现金价值一般比别的险种高，如果随着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如股市等其他投资渠道收益上扬时，许多客户可能会对分红结果不满意，而为了追求更高收益，他们可能会通过退保把资金转移到股市中去。
4.社会风险。分红保险的投资收益具有长期性的特点，但由于目前的保险市场依然是一个并不成熟的市场，对于消费者来说，保险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大部分消费者缺乏保险知识，风险意识淡薄。客户缺乏独立理性的分析，怀有投机心理或从众心理，导致对分红保险产品认识或判断上的错误，如认为购买分红保险就是为了投资赚钱，忽视了分红保险本质上的保障功能，或分红保险一定会有分红、红利演示的数额就是应得的红利等等，基于上述错误认识，客户往往对分红保险产品抱有较高的心理预期。而一旦分红数额与其预期有一定差距时，便容易产生不平衡心理，从而可能导致群体上访、集体投诉，甚至集体退保等恶性事件的发生。此外，社会媒介的负面宣传报导也极易导致分红险的外生性风险。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在获取信息渠道狭窄的情况下，往往对媒体盲目偏信或唯媒体是从。假如媒体的报道有失偏颇，就可能将事态引向恶化，对整个保险业造成诚信危机，影响保险业的稳定、健康、快速发展。
5.对整个寿险市场和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首先，境外分红保险产品的大发展是在保障型产品基本饱和之后才出现的，而我国的寿险市场才刚刚起步，目前我国居民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巨大的差距，纯保障型的传统保险其实仍有很大需求。同时，国内大多数的中资保险公司还停留在粗放型的经营阶段，在资金运营、财务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加上投资渠道的狭窄及传统保险覆盖率较低等情况都决定了寿险产品必然由过于偏重投资功能向保障功能的理性回归。其次，从目前的经营情况来看，寿险市场的保费结构很不合理。从全国看，2003年第一季度分红保险保费已占总保险费收入的67.04％，在新型产品中占比更是高达96％；分红产品对整个寿险市场的影响力过大且具体对一家保险公司来说，分红保险的保费过多地集中于一二个产品上，一旦后续的产品出现断层，到期分红时很可能导致保险公司资金的流动性风险，进而影响到保险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再次，分红险保费收入的急剧增加，对保险资金的运用增加了压力。而在现有的政策条件下，保险资金运用既受制于投资渠道的单一，也受控于尚不成熟的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实际上，资本市场不完善和民众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环境下，过度经营投资型产品不仅容易增加经营风险，而且一旦不能满足客户对于投资收益的心理预期，很有可能形成对整个保险行业的信任危机。
6.投资收益风险。主要表现在保险资金运用的“利差损”风险。众所周知，分红险等投资性保险的顺利推广离不开发达的资本市场的支撑。只有当资本交易市场完善、投资渠道畅通、有多样化的投资产品可供选择时，保险公司才能从投资中获取既定的收益，保证对投保人投资利益的兑现。但政府部门出于安全性考虑，对保险资金有较多的限制，目前的保险资金投资仅限于协议存款、购买投资基金、国债和金融企业债券等方面。由于现行的低利率使保险资金用于存款和投资债券的投资收益很低，因此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资金运用的最佳渠道是证券投资基金。然而，据“中国保险发展论坛2003年年会”透露的消息，2002年中国保险业飞速发展，保费增长了近50％，但投资收益率却连年下降，2001年是4.3％，2002年下降到3.14％。由于2002年国内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均处于低迷状态，使保险行业用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率为—21.3％，浮亏66.7亿元，大大低于2001年通过基金获得的20％的收益率。协议存款利率也由2001年的5％左右下调至3.4％左右。直至2002年底，全国保险资金平均收益率仅为3.14％，连寿险公司一般演示系统中的低档收益率都未能达到。同时，一方面我国的相关政策对于保险公司用于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比例限定在10％—15％，相对于各寿险公司庞大的保险资金而言，这个比例显然过低；在扣除2％—2.5％的保底利率后，可用于分派的红利金额确实不容乐观，离客户的预期可能会有一段距离。换言之，假如保险公司因其他各种因素考虑动用自有资金勉强分红，势必加重利差损的负担，有违当初推出分红险产品防范利差损风险的初衷，对保险公司今后的稳健发展十分不利。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由于各寿险公司所推出的分红产品同质性很高，面临的风险也很类似，因而上述六类风险是我国保险业分红保险所面临的共同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分红保险的“红利”主要来源于利差、费差和死差，而三差中对利润影响最大的是利差，其次是费差，也就是说寿险公司的投资收益和经营费用在红利分配中起关键作用。
二、保险公司应采取的对策
风险的存在很可能导致群体性上访、投诉和退保事件的发生，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经过“投连险风波”再到“分红险困惑”，各保险公司必须重新审视和调整寿险产品的发展思路，认真分析研究目前分红保险中存在的风险，采取多种针对性措施，未雨绸缪，积极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分红保险潜在的风险。
1.改变管理机制，转变经营理念。要进行根本的产权制度改革，逐渐打破国有资产垄断的局面，引进多元化的资本力量。解决了利润目标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保险产品创新的动机问题。与产权制度相适应，保险公司也需要将组织结构、考核制度、管理制度、人事制度进行深入改革，通过合资、战略联盟等形式，提高公司自身的经营能力、资本实力，以及人才实力，真正为保险产品创新的数量和质量提供优质保证；各公司应认真做好市场调研，开发满足人们真实保险需求的保险产品，从而引导市场树立正确的保险观念；各公司还应切实转变“跑马圈地”、过分强调市场份额的经营理念，建立科学的核算体系，脚踏实地，精心经营，从而摆脱我国保险业粗放式经营的模式，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从而最终树立盈利是保险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的正确理念。
2.调整险种结构，加快产品创新。就目前的情况看，各寿险公司的保费大量集中于少数几个险种上，而其他险种的销售比例偏低，这也是造成分红险风险的原因之一。对于任何一个保险公司而言，一个或者是一类险种的保费比例过大，显然是十分危险的。一旦没有替代性很强的后续产品连接上，那么保费收入就会波动很大，资金流的连续性会受到影响，造成到期偿付现金流的巨大压力。所以改善险种结构也是保险公司的当务之急。因而各保险公司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坚决避免过度经营分红保险产品，导致险种结构、保费结构的不合理，同时要进行新一轮的产品创新，回归保险保障功能，开发多元化功能的保险产品，避免保费结构中“一险独大”、经营过程中“大起大落”的局面，分散和化解经营风险，保证寿险业务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3.积极引导，优化产品期限结构。针对分红险目前保费分布不均衡的情况，可以采取一定措施优化产品期限结构，防范、分散分红险的内在风险。保费大量集中于少数几个险种或期限分布过于不均衡将影响到寿险公司长期的健康、稳定发展。为了更好的防范风险，在今后的销售中，各保险公司应该在宣传、激励等多方面对消费者的保险理念和购买行为、销售人员的销售行为进行正确引导，鼓励购买或销售期交或者是长期性趸交品种，使险种结构、保险期限结构趋于合理，优化保险资金的配比结构，尽量减少潜在的风险因素。
保险公司保费投资方向范文篇2
中国1980年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保险业飞速发展：1980年以来，中国保险业务以年均34％的速度增长，2001年全年保费总收入达2112.28亿元，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2%，保险密度（人均年保费收入）为168.98元（1985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0.42%和3.16元）；有中外保险公司53家，中国保险业总资产为4591.07亿元，较1992年增长了8倍；保险中介机构170家。此外还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112家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的14个城市设立了200余个代表处。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1）1980～1985年的恢复阶段。中国在1980年和1982年先后恢复国内财产险业务和人身险业务。这一阶段保险市场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垄断，产寿统一经营，险种单一，且保费收入中财产险份额大大高于人身险；（2）1986～1991年的平稳发展阶段。以198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兵保”）成立为标志，区别于前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出现了包括新疆兵保、太平洋、平安等在内的4家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市场由中国人保独家垄断的格局在形式上被打破；（3）1992年至今的快速发展阶段。以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首家外资保险公司——美国友邦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成立为标志。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保险市场发展最为重要的阶段，明显区别于前两个阶段的特点，集中表现在：市场主体不断增加，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初步形成；保险业实现产寿分业经营，保费收入结构发生变化，人身险份额超过财产险；保险险种迅速增加，保险服务改善；保险监管的组织体系和法规体系逐步建立，中国保险市场初步形成了以国有保险公司为主，中外保险公司并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的寡头垄断的市场竞争新格局。
二、中国保险市场规模和构成
（一）保险市场总体规模快速增长
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中国保险市场规模增长很快。截至2001年底，年保费收入达到2112.28亿元，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688.24亿元，人身险保费收入1424.04亿元。1980～2001年，年平均增幅达30％以上，其中人身险业务的增长速度快于财产险业务的增长：1992～2001年间，财产险业务年平均增长率为15％(与199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财产险保费收入比)，人身险业务年平均增长率为29％(与199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身险保费收入比较)。以1997年为分界点，保险业务发生结构性变化。1997年以前财产险业务的比重一直大于人身险的比重，1996年的财产险保费占全年保费收入的61.50%，人身险保费收入占38.50%。1997年人身保险业务首次超过财产险业务收入，占全年保费收入的55.53％，财产险为44.47％。2001年人身险保费收入占全年保费收入的67.42％，财产险为32.58％。人身保险业务比重今后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从市场开发程度看，2001年保险密度达到168.98元人民币，保险深度为2.2％，若按1999年世界保险业保险密度387.3美元和保险深度7.52%的平均水平计算，中国9万亿GDP的经济总量年保费收入应在6800亿元左右，而目前的年保费收入水平仅不足这一水平的1/3，中国保险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图1
1985～2001年保费收入变化趋势
图2
1996～2001年保费收入结构变化趋势
图3
1985～2001年保险密度变化趋势
图4
1985～2001年保险深度变化趋势
（二）保险业务的险种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1．财产险的传统主导险种在财产险保费收入中仍居主导地位
表1
1999～2001年财产险主要险种保费收入结构变化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保监会资料、《中国保险年鉴》整理。
从上表可以看出：近3年来财产险的主要险种机动车辆及第三责任险、企业财产险和货运险的保费收入占财产险总保费的85％以上。其中机动车辆及第三责任险作为传统主导产品，所占比重基本稳定在60％左右并略呈上升趋势，2001年全年累计保费收入达421.72亿元，占财产险全年总保费的61.28％，较1999年增长1.84个百分点；企业财产险和货运险的比重略呈下降趋势；家财险等分散性险种的比重有上升的势头。
2．随着投资型险种的推出，以养老保险等传统寿险产品为主的人身险业务结构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
表2
1999～2001年人身险主要险种保费收入结构变化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保险年鉴》及保监会资料整理。
1999年以前，以保障功能为主传统寿险产品占人身险年保费的90％以上。1999年以来由于包含保障和投资功能的新型寿险产品——投资连结保险、分红保险和万能保险相继推出，一方面使保费收入实现高速增长，2001年人身险保费较2000年增长42.15%；同时，险种结构发生变化，2001年传统寿险产品保费收入占全部人身险保险收入的比重从1999年的88.09%降至62.07%，而分红保险保费、投资连结险和万能保险占全部人身险保费收入比重则分别占到19.07%、7.49％和2.83％（见表2）。
（三）保险市场的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发达、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基本分布特征导致中国保险业发展也不平衡：以上海、深圳、广东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保险需求量大、保险公司集中、竞争激烈，而中西部地区保险需求量小、保险意识淡薄，其保险业的发展也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据统计，2001年中国保费收入中，位居第一的广东省保费收入为195亿元，占总保费收入的9.26％，其余依次为上海（8.55%）、江苏（8.46%）、浙江（7.36%）和山东（7.27%）。保险业最为发达的东部沿海5省市保费收入为861亿元，占全年总保费收入的40％以上，而居于后5位的甘肃、贵州、海南、宁夏和青海保费收入仅为63亿元，占年保费收入不到3％。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在短期内很难改观，保险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也将在今后一段时期继续存在。
三、中国保险市场主体的发展和构成
保险市场的准入一般有审批制和核准制两种方式，中国对进入保险市场实行较为严格的审批制度。随着中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市场主体逐渐增加。
（一）中资保险公司的发展和构成
中资保险公司的设立主要依据《保险法》和《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中有关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设立的规定，经中国保监会审批成立。中资保险公司只能采取股份有限
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设立形式，实行产寿分业经营。在现有的19家中资保险公司中，国有独资公司4家，股份制公司15家；按业务内容分：6家为寿险公司、10家为产险公司、2家为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于1996年拆分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财产险）、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中国再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和太平洋保险公司于2001年都一分为三，拆分为集团公司、财险公司和寿险公司）和1家再保险公司（参见附录1）。
——投资主体和股权结构。从投资主体看，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全部由国家直接投资，股份制保险公司的股东必须是经中国保监会审批的符合有关规定的企业法人或国家允许的其他组织。目前股份制公司的股东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平安保险、新华人寿为代表的部分股份制保险公司开始与国外金融保险企业合作，吸收部分外国资本。以国内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为例，其主要国内股东（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等）均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同时又吸收了摩根·士丹利投资有限公司和美国高盛有限合伙集团公司的投资；新华人寿在2000年8月成功地向瑞士苏黎世保险公司等4家国外保险公司和金融集团增发了总股本24.9%的股份，在国内保险企业中率先实现了资本国际化；华泰和泰康也先后成功地实现对外融资；正在筹建中的民生人寿保险公司（合资）的中资股份开始了吸收民生银行、新希望集团等民营资本的尝试。可以看出，目前中资保险公司的股权结构是以国有资本为主体，正向既有内资又有外资，既有国有资本又有民营资本的多元化资本结构方向转变。
——经营地域、业务范围。中资保险公司一经成立，可以在核定的地域范围内全面提供保险业务服务，一般没有服务对象和范围的限制。根据有关规定以最低资本金额设立的中资保险公司设立时，全国性保险公司可以申请设立3家分公司，区域性保险公司可以申请设立两家分公司，增设分支机构需中国保监会审批。现有的19家中资保险公司中除新疆兵保、天安等5家产险公司为区域性以外，其余均为全国性保险公司。
——保险投资结构及投资收益。中国保险公司可用于保险投资的资金包括权益资产、保险准备金和短期负债等其他资金。为保证保险投资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中资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方式。其中“其他资金运用方式”目前已有短期拆借、购买AA＋级企业债券和通过证券基金间接进入股市。保险公司购买中央企业债券和投资证券基金的比例和方式按《保险公司购买中央企业债券管理办法》和《保险公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进行（以购买中央企业债券为例。管理办法规定，保险公司购买的各种企业债券余额不得超过保险公司总资产的10％，且同一期债券的持有量不得超过该期债券发行额的10％，保险公司总资产的2％，两者以低者为准。而对保险公司投资证券基金则规定，保险公司投资证券基金占总资产的比例由中国保监会核定。投资于单一基金按成本价格计算不得超过保险公司可投资基金资产的20％，且不得超过该基金份额的10％，保险公司进行该项业务可直接按有关规定向证券交易所申办投保席位或在具有证券委托资格的证券经营机构的席位上进行委托交易）。从2001年保险投资结构看，仍以银行存款为主，占保险资金运用额的一半以上（52.4%），其次是国债（21.6%），其余依次为证券投资基金（5.5%）、金融债券（4.38%）、企业债券（2.35%）等（见图5）。而从各保险投资品种的投资收益看，以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率最好，2001年为16.29%，但所占投资比重不大，仅为保险资金运用额的5.5％；资金运用平均收益率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仍然较低，2001年的资金运用平均余额收益率和可运用资金平均收益率分别仅为4.30%和3.89%；从各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收益情况看，寿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状况好于产险公司，股份制公司的投资收益状况普遍好于国有独资公司。以2001年为例，除华安2001年的可运用资金平均余额收益率低于中国人保外，其余股份制公司的收益状况皆好于国有独资公司（见表3、表4）。
图5
2001年保险投资结构
表3
2000、2001年主要投资品种收益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保监会资料整理。
——市场占有情况。中资保险公司中国有独资公司占主体地位，股份制保险公司快速成长，但内部发展并不平衡。1992年以前，作为国有独资公司的中国人保一直占有中国保险市场90％以上的市场份额，随着新的市场主体的进入和成长壮大，其所占市场份额开始下降。2001年，虽然中国人寿和中国人保仍分别占有人身险和财产险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分别为57.05％和73.91%，再保险市场也由中国再保险公司一家垄断经营，但以平安和太平洋为代表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发展迅速。2001年，平安寿险和太平洋寿险分别占到人身险总保费收入的28.13%和
表4
2000、2001年各中资保险公司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保监会资料整理。
10.07%；太平洋产险和平安产险占财产险总保费收入的比重则分别上升至12.43％和9.71％，且这一比例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中国保险市场特别是人身保险市场已从由一家垄断发展成为三足鼎立的寡头垄断竞争格局。
表5
中国保险市场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保监会资料整理。
（二）外资保险公司的增长和构成
根据中国有关规定，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除了要具备中资保险公司相同的资金、技术等条件，还要符合其他谨慎性条件。例如，申请设立外资保险公司的外国保险公司应当具备：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50亿美元、所在国家或地区应有完善的保险业监管制度等条件（目前在华设立代表处的200余家外资保险公司无一例外地都符合上述条件）。在设立形式上，外资保险公司只能采取合资和分公司两种形式，其中外资寿险公司采取合资形式，可以自由选择合作伙伴，但投资比例不能超过50％；外资产险公司采取分公司的设立形式，在中国加入WTO两年内将取消对产险公司设立形式的限制。从1992年首家外资保险公司正式进入中国开始，外资保险公司正加速进入中国市场（见图6）。截至2001年底，中国保险市场共有外资保险公司33家，其中外资寿险公司21家，外资产险公司12家；按设立形式分，19家外资寿险公司是合资公司；12家外资产险公司和1家寿险公司（美国友邦）是采取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形式（参见附录2）。
图6
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情况
——经营地域、业务范围。外资保险公司只能在中国保监会核定的业务范围、地域范围和对象范围内从事保险业务活动。目前外资公司主要是在已开放的广州和上海两地设立营业性的分支机构，基本业务范围为“除法定保险业务以外的下列的部分或全部：(1)境外企业的各项保险、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财产保险和与其有关的责任保险；(2)外国人和境内个人交纳的人寿保险业务；(3)上述两项业务的再保险业务；(4)经批准的其他业务”。根据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基本承诺，外资公司在入世两年内可以向中国和外国客户提供全面的非寿险业务，寿险业务也将逐步从个人寿险扩大到团体险、健康险和养老保险等方面；3年内逐步放开直至取消外资保险公司业务地域范围限制，外资公司将逐步取得与中资保险公司相同的业务范围。事实上，中国地域开放的速度快于开放时间表的承诺，以北京、天津为例，根据时间表应在入世两年内开放，而美国友邦、光大永明分别于2002年和1999年在两地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
——保险投资。由于1995年《保险法》颁布以后，外资保险公司的保险投资渠道与中资保险公司一样，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其总体投资收益与中资保险公司的收益水平大致相当，但各外资保
险公司之间的收益水平有所不同（见表6）。表6
2000、2001年各外资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收益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保监会资料整理。
——市场占有情况。外资保险公司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2001年全年外资保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32.82亿元，占总保费收入的1.55％。其中，人身险实现保费收入27.78亿元，占人身险总保费的1.95％，财产险实现保费收入5.04亿元，占财产险总保费收入的0.78％。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保险公司保费在总保费收入中的比重虽然不大，但在外资保险公司开展业务的地区所占的市场份额比重远远高于其所占总市场份额比重。以上海和广州地区为例，2001年上海地区外资保险公司全年实现保费收入22.84亿元，占地区保费的12.7％。其中，外资公司人身险保费收入20.21亿元，占地区人身险保费收入的14.4％；外资公司财产险保费收入为2.63亿元，占地区财产险保费收入的6.65％。广州地区外资保险公司全年保费收入7.01亿元，占地区保费收入的8.61％。其中，外资公司人身险保费收入6.63亿元，占地区人身险保费的11.82％；外资公司财产险保费收入0.38亿元，占地区财产险保费收入的1.5％。
以上分析表明，外资保险公司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入中国保险市场，在未来3～5年内，这种趋势将更加明显。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从政策层面上看，通过吸收外资和社会资金参股，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是中国深化保险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吸收外资保险公司参股、组建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将是利用外资的重要途径，中国将逐步取消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在数量上的限制；第二，外资保险公司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内在动力。中国是世界上最具市场潜力的国家之一，而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市场有明显的优势：一是在资金实力、信用等级、保险产品开发创新和销售技术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目前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和已进入中国的保险公司主要来自美国、日本、英国等世界经济和保险业发达国家或地区，经营历史悠久、保险技术高、人才丰富、资本规模大，有的单个公司的资产规模就超过了中国所有保险公司资产的总和；二是所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以税收政策为例，中资保险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外资保险公司仅为15％；营业税方面，外资保险公司享受减免优惠，中资保险公司的营业税税率则在1997年由5％提高到8％（从2001年起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税率分3年从8％降低到5％，每年下调1个百分点）。此外，外资保险公司可以在中国自由寻找合作方，没有行业的限制；第三，中国加入WTO后，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门槛将进一步降低。根据保险业开放时间表的承诺，在入世3～5年内，中国将逐步取消在外资保险公司在设立形式、经营范围等方面的限制，从实际执行的情况看，部分地域开放时间有所提前。
（三）保险中介机构的发展和组成
保险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一个健全的保险市场对包括人、经纪人和公估人在内的市场中介机构的强烈依赖。在消费者的保险意识已相对成熟、对保险产品的认知程度相对较高、保险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保险中介的作用十分突出。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中国保险中介特别是保险人发展较快并在保险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1998年40%以上的财产险保费收入和80％以上的人身险保费收入来自保险中介和个人，航空人身意外伤害险的100％来自兼业，目前由保险招揽的保费收入占总保费收入的比重达到50％以上。保险经纪和保险公估机构则分别到1992年和1993年开始恢复和设立。截至2001年底，全国共有保险中介机构170家，其中保险公司127家，保险经纪公司17家，保险公估公司26家。在监管和法制建设方面，2000年颁布实施了《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11月同时出台了《保险结构管理规定》、《保险经纪公司管理规定》和《保险公估机构管理规定》，由中国保监会依法对其进行监管，并开始对保险中介人的资格进行审定和培训。但相对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而言，保险中介机构发展滞后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保险中介发展不平衡。中介主体除保险人外，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数量少，规模小；人以兼业和个人为主，专业人发展较少。二是对保险中介人的准入控制不严，保险中介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普遍较低，导致保险人非法垄断保险市场、恶意、公估行为行政化等现象。以人为例，有的兼业人利用自身的行政权垄断本行业的保险业务，将所经手的保险业务变成强制保险，并向保险公司索要高额手续费。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产险公司的大量应收保费滞留在人手中，直接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四、中国保险业监管现状
（一）监管模式
作为金融业的3个组成部分之一，世界各国政府对保险业都实行监管。监管的基本模式通常有两种，一种以英国为代表，它着眼于市场自发力量的作用和保险人的自主决策，强调竞争性，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种模式主要监管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资产负债比例，目的在于保护投保人免受由于保险人不履行其财务义务而引发的风险；另一种以美国为代表，它在严格控制市场主体行为以保护投保人的同时，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也进行严格的监管。这种模式着眼于市场行为监管，力图保证保险价格、产品和交易行为的公正合理，强调对市场准入、保险条件和费率的预防性监督。这种模式逐步向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兼及市场行为监管的方向转化，并为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针对目前中国保险市场上法律体系不健全、保险公司内部控制机制弱、信息不充分、缺乏建立良好保险秩序的配套设施等现状，监管采用的是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监管模式，对保险业实行较为严格的监管。
（二）监管机构的演变
监管机构是监管体系的基本要素。在许多保险业发达的国家，通常设立中央和地方两级监管机构，共同对保险业实施监管，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不尽相同。以美国为例，就是以州政府为主的州和联邦两级监管机构，各州保险部的经费从保险公司上缴的营业税中按不同比例提取；德国的保险监管工作也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承担，联邦政府对全国720家大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各州政府监管只在一州内进行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保险监管的预算来自联邦政府，其中的90％根据各公司的毛保费收入进行摊派。中国保险监管的机构演变主要是两个阶段，即1998年前由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保险监管机构阶段和1998年后由中国保监会作为保险监管机构阶段。前一阶段对保险的监管是分割的，中资保险公司由央行保险司监管，外资保险公司及其在华代表处的监管由央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保险处负责，而对保险公司的稽核则由央行稽核局负责。随着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分业经营，1998年11月18日，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31个派出机构于2000年组建完毕，至此保险监管进入新的阶段。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中国保监会的事业经费由财政拨款，其经费主要来源是由中国保监会向各类商业保险公司和专门从事保险中介业务的机构征收的保险业务监管费（征收比例为：（1）财产险、人身意外险、短期健康险业务按当年自留保费收入的2‰收取；（2）长期人寿险、长期健康险业务按当年自留保费收入的1.2‰收取；（3）保险中介机构按当年代办保险业务营业收入的2‰收取。保险业务监管费的上缴采取按季预缴，年终清算的方法），实行收支两条线。
（三）监管的具体内容
中国目前采取市场行为
和偿付能力并重的监管模式，监管的具体内容也是围绕这两方面展开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保险机构的监管
实质上是对保险机构市场准入资格进行审定，对其应履行的义务及市场行为依照有关法规进行监管。目前中国对保险市场准入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在发放保险公司许可证方面的控制比较有力，对公司设立的资本金要求、管理人员资格审查都比较严格，但由于目前监管依靠非现场检查手段对各保险机构的市场行为进行监管，很难保证保险机构的诚实度，因而对于成立后的保险公司市场行为的持续监管则显得乏力。
2．对保单格式和费率的监管
在严格的监管模式下，所有保单条件都必须经过审批。针对目前中国保险公司内部风险控制机制不健全、保单设计能力有限，消费者对保险产品的认知程度较低等不成熟的现状，放宽对保单监管可能引致各家保险公司在费率上进行恶性竞争，导致保费价格失真，从而给保险市场带来隐患，因此对保单格式和费率监管实行事先批准制度，即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基本保险费率由中国保监会制订，主要险种的非基本条款和保险费率和非主要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保险公司拟定，并报中国保监会备案。
财产险费率和人身险费率监管的发展趋势不尽相同：第一，财产险费率监管逐步放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监管的主要险种减少。财产险的主要险种由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39种减少到现在的4种，且由保监会制定费率的仅机动车辆及第三者责任险一种险种；二是车险的费率改革。2000年10月1日起，保监会率先在广州放开车险费率，这标志着中国对保险费率的监管进一步向市场化迈进。第二，人身险费率监管趋向合理化。目前人身险中，只有航空意外伤害险一种沿用了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20元/人次的保费规定，而对其他寿险、健康险和意外险的费率都采取事前备案制，通过制定各种精算规定，对各险种费率构成的主要指标进行控制，达到将费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目的。以对人寿保险的费率监管为例：《人寿保险精算规定》规定，“保险费应当根据预定利息率、预定死亡率、预定附加费率等事项采用换算表方法进行计算”，同时，又规定了预定利息率、预定死亡率、预定附加费率的范围等，保险公司据此规定精算出的保险费率报保监会备案。
3．对偿付能力的监管
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的灵魂，也是中国保险监管的另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从国际保险业监管的发展趋势看，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已经或者正在向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模式发展。中国目前对偿付能力的监管标准使用的是最低偿付能力（《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对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的规定为：“财产保险、短期人身保险业务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为下述两项中较大的一项：（1）本会计年度自留保费减保费税收后人民币1亿元以下部分的18％和1亿元以上部分的16％。（2）最近3年年平均赔付金额人民币7000万元以下部分的26％和7000元以上部分的23％。对于经营期间不满3年的保险公司，采用第1项规定的标准。”“长期人身保险业务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为下述两项之和：（1）一般寿险业务会计年度末寿险责任准备金的4％和投资连结类业务会计年度末寿险责任准备金的1％。（2）保险期间小于3年的定期死亡保险风险保额的0.1％，保险期间为3～5年的定期死亡保险风险保额的0.15%，保险期间超过5年的定期死亡保险和其他险种风险保额的0.3%。在统计中未对定期死亡保险区分保险期间的，统一按风险保额的0.3%计算。”）原则，中国保监会的干预界限是以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与此标准的比较来确定（根据《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当实际偿付能力小于最低偿付能力时，保险公司必须采取措施并向中国保监会说明；当实际偿付能力不足最低偿付能力的50％或连续3年低于最低偿付能力时，中国保监会将对其进行重点监管，监管期间，必须公司不得申请设立分支机构或支付红利、分红，保监会可责令其采取办理再保险业务、业务转让、停止接受新业务、增资扩股、调整资产结构等方式改善其偿付能力状况；当实际偿付能力不足最低偿付能力的30％或列为重点监管对象财务继续恶化，可能或已危及被保险人和适合公众的利益时，中国保监会可以可以对该保险公司实行接管）。监管机构主要通过要求保险公司定期上报会计报表、现场检查或有针对性委托中介机构审计等手段对各保险公司的资本额、保证金和保险保障基金、准备金、保险投资以及其他主要财务指标进行合规性监管，以达到对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
首先，保险公司开业之前对其最低资本加以规定（全国性公司5亿元人民币，区域性公司为2亿元人民币），这是偿付能力监管的基石；在公司成立后，必须将其注册资本的20％作为法定保证金存入中国保监会指定银行，专用于公司清算时清偿债务，同时规定财产保险、人身意外伤害险、短期健康保险、再保险业务按当年自留保费收入的1％提取保险保障基金，直至达到总资产的6％。保证金和保险保障基金是最基本的风险缓冲基金。
其次，准备金规定。保险公司是典型的负债经营型企业，对保险公司保险准备金的真实性和充足性监管是保证偿付能力监管的又一道防线。国际上的普遍做法是由各保险公司将其准备金的计算方法报保险监管部门备案。由于精算水平等技术力量方面的限制，中国准备金的提取比例由《保险法》统一规定，经营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按有效人寿保单的全部净值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经营非寿险业务的，从当年自留保费中按照相当于当年自留保费的50％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中国对准备金的监管特别是寿险准备金的监管基础比较薄弱，主要体现在没有合格的寿险精算师和未能建立起适当公允的寿险准备金计算方法。
第三，投资监管。保险投资收益是增强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重要途径。投资监管的目的是通过对保险资金来源和保险资金运用方式与投资限额的监管，在确保投资收益的稳定和安全的基础上，增强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以保护投保人的利益。中国目前保险投资监管较为欠缺，保险投资收益低下，一旦保险业务出现亏损，很难依靠保险投资收益弥补亏损。其主要原因是投资渠道狭窄，主要集中在银行存款、国债等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上，抗风险及抗利率变动能力低。以寿险业为例，寿险保单的保费主要由生命表、利率和经营费率3个因素决定，其中最大的可变因素是利率，在我国目前以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的情况下，1996年8月以来连续8次下调利率，而仅靠银行存款、国债等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的增值收益很难弥补利率变动带来的巨大的利差损。
五、中国保险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市场主体数量少，规模小，国有独资保险公司主导的市场主体结构不利于有效竞争市场格局的形成
目前中国保险市场仅有52家商业保险公司，这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数以千计的保险公司数量相去甚远；而4591亿元（2001年）的总资产规模还不及世界排名前50位的保险公司单个资产总额。在市场主体数量和资产规模偏小情况下，4家国有独资公司的资产总额占到总资产的60％以上，占有的市场分额也在60％以上，而其资金运用收益率却普遍低于股份制保险公司。这种由于非市场竞争因素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垄断竞争市场，有效竞争明显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80年代以前保险业长期由国家垄断，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在市场中的位置在短期内难以动摇；二是目前保险市场准入受到严格管制，使许多具备条件的企业进入保险市场受到限制；缺乏市场退出机制又使已获取保险执照的公司事实上受到保护，特别是在目前中资保险公司基本为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三是保险市场已有的公司主要依靠自我积累实现扩张，融资途径有限，很难在短期内实现规模上的快速扩张。
（二）保险投资渠道过窄，投资收益较低，不利于保险公司的发展
从国外保险业发展的经验来看，保险业经营活动已经从单纯经营负债业务发展到同时经营资产业
务阶段。依靠多渠道的投资（国外保险资金通常可投资债券、抵押贷款、股票、不动产及保险贷款等。不同国家投资重点有所不同，以美国为例，股票和不动产是保险资金的重要投资途径，而日本则以保险贷款为主）所获收益不仅使保险公司能弥补保险业务经营的亏损（美国和日本2000年的综合赔付率都超过100％，美国的综合赔付率更高达110％），得以发展壮大，而且保险投资也在金融市场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保险投资范围极其狭窄，主要集中在银行存款和国债等固定收益类的金融产品上，投资收益低下，抗利率变动能力低。在目前赔付水平较低（以2001年为例，全年综合赔付率仅为50％左右），保险业务经营还有较大盈利空间的情况下，依靠银行存款、国债等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的收益稳定，矛盾还不突出（事实上，1996年8月以来连续8次下调利率给寿险业带来的数百亿的巨额利差损，仅靠银行存款、国债等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的增值收益已很难奏效）。随着保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当保险业务经营的盈利空间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亏损时，保险公司通过合法的保险投资不能有效增强其偿付能力，一旦面临投资收益不足以弥补保单亏损时，可能进行地下非法投资活动，以期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使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加大，造成金融市场混乱，也加大了保险监管部门的监管难度。
造成中国保险投资渠道狭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两点：一是投资环境远未成熟客观上限制了保险投资渠道拓宽。以证券市场为例，1999年10月起，保险投资渠道增加了证券投资基金，但受制于中国证券市场较低的发展水平和证券基金吸纳保险投资的有限能力，导致一方面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不稳定，另一方面，证券投资基金在保险投资中的比例有限。无论从投资比例和投资收益角度，证券投资基金还只是一种尝试；二是保险公司面对投资风险的自我约束能力较差，保险监管机构不得不对保险投资渠道进行谨慎限制，实行严格监管。比如：在《保险法》颁布实施之前，对保险投资监管较松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大量投资于不动产，企业贷款，不计风险，结果形成巨额的呆账和坏账至今未能消除。
（三）监管机构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影响其监管的有效性
要保证任何一项监管的有效性，首先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必须是独立的，尤其经济上必须相互独立。而作为中国主要监管机构的中国保监会在经财政部和国家计委批准后，从1999年度起向作为监管对象的各商业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征收保险业务监管费，虽然实行收支两条线，但中国保监会（包括派出机构，下同）的开办费和必要的业务经费开支，中国保监会工作人员经费开支，全国保险市场的信息网络系统购置安装费以及与境外保险公司及监管部门的业务往来、信息交流费用（国外保险资金通常可投资债券、抵押贷款、股票、不动产及保险贷款等。不同国家投资重点有所不同，以美国为例，股票和不动产是保险资金的重要投资途径，而日本则以保险贷款为主）等都来源于此，这在客观上已使监管部门与作为被监管对象的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等在利益上挂钩，监管部门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受到质疑。其次，保险监管机构的权威性是实现有效监管的另一保证，其重要表现就是是否具有处置权，中国保监会缺乏权威性也表现在此。以市场准入为例，中国保监会对保险公司的市场准入并没有实际的处置权力。加上中国保监会的法律地位尚未确立，对监管对象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和法律制裁往往也流于形式，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行政干预过多。
此外，在中国目前实行的市场行为和偿付能力并重的监管模式下，比较偏向于对市场行为合规性的静态监管，而忽视了真正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特别缺少对保险机构的动态跟踪分析，使得监管机构和保险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监管机构很难通过对保险机构市场行为监管实现其监管的目的；在偿付能力监管中，对准备金提取、保险投资、保单形式等都由中国保监会制定或审批，这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保险公司的竞争空间，同时也增大了监管难度。
市场经济研究所
漆云兰
附录1
中资商业保险公司构成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保险年鉴》、《中国保险》等资料整理。
保险公司保费投资方向范文
2001年冬,美国能源巨头安然公司的财务丑闻案曝光,使美国的证券市场乃至美国经济都遭受重创。在深入研究之后,美国纽约大学的会计学教授乔斯华。罗恩先生发现,现行财务报表审计制度中所存在的固有缺陷在公司假账和注册会计师渎职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即使是在美国这样成熟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只要仍然保留目前的审计制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假账和审计失职的问题。为此,罗恩教授提出建立财务报表保险制度(FinancialStatementInsurance,简称FSI),从源头上消除产生审计失职的机制,从而有效遏制公司的造假行为。这一新的制度设计一经问世,即引起强烈反响。
本文籍此探讨在我国建立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办法。而要理解财务报表保险这一制度对杜绝审计失职、遏制财务造假行为的作用,需要对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基本程序和基本特征有所了解。
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基本程序
FSI程序的第一步是保险公司对投保公司的风险评估(review),评估由代表承保人的专业风险评估人(包括注册会计师)对投保公司的财务报表风险进行评估,至少从以下三方面对公司的财务报表风险进行评估:(1)投保公司所在行业的性质、稳定性、竞争度以及总体上是否存在财务问题;(2)投保公司管理层的信誉、品行、经营理念、财务基础以及以前的经营业绩;(3)投保公司的性质、经营时间的长短、规模和经营结构;投保公司的控制环境、重大的管理和会计政策、实务和方法。
第二步:保险公司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向投保的上市公司提交投保建议书,建议书中应包括一张保额与保险费率的对照表格,即针对不同风险的公司,不同等级的保险金额所对应的不同保险费率。投保公司可以在选择最高保险金额下任何一档的保险金额及其相应的费率。建议书中还应规定相应的免赔额以控制投保人的道德风险。
第三步: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向股东大会(或其代表机构)呈报自己的保险计划,由股东大会决定投保多大的保险金额,也可以决定不向保险公司投保。股东大会的决定必须对外公布。
第四步:如果股东大会同意向保险公司投保某一金额的财务报表保险,则由保险公司聘请审核人员和会计师事务所对投保公司进行审计。
第五步:如果投保公司的财务报表获得的是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则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并向上市公司签发保单;如果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是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则由保险公司和投保公司重新商议保单条款(比如缩小保险范围或提高保险费率或增大免赔额等)或者拒绝承保。
第六步:投保公司向社会公众披露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
第七步:如果保险事故发生,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对投资人进行赔偿。
实际上,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基本理念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古典的审计起源理论中就有'保险论'一说。保险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审计费用的发生纯粹是贯彻了风险分担的原则。财产所有者为防止因经理人欺诈舞弊而引起的损失,愿意从自己可得的收入中支付一部分费用来聘请外部审计人员,对经理人的经营情况进行审查,由此保证投资的安全。一旦审计人员因自己的过失而未查出存在的欺诈舞弊行为并导致所有者损失时,所有者有权起诉审计人员并索取赔偿。因此,在所有者眼里,审计行为视同保险行为,所支付的审计费用等同于支付的保险费用,从而达到风险分担的目的。因此,保险论认为,从风险转嫁学说出发,审计就是一种保险行为,可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压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是一个专营财务报表保险的保险公司,显然,这种业务结构单一的保险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与真正的商业保险公司相比,其分散和管理风险的能力要差很多。经营多险种的商业保险公司,比会计师事务所更能担负其管理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风险的责任。
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基本特征
用保险论来演绎的现行审计制度与我们提出的财务报表保险制度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因为财务报表保险制度具有两个明显不同于现行审计制度的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改变了现行的财务报表审计中的委托关系,改变了注册会计师利益与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利益相矛盾的现状,取消了注册会计师与公司管理层的利益关联,彻底实现了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只有彻底改变财务报表审计的委托关系,才能够长久地保证公众对会计师的正直以及资本市场的公正恢复信心。
在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下,聘用注册会计师的决策权从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转移到承保人手中,切断了公司管理层与注册会计师之间的委托关系;保险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力求充分发现和揭示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风险,杜绝上市公司会计舞弊事件的发生。保险公司的利益与上市公司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是一致的。由利益相容的保险公司来代表上市公司股东行使对财务报表的监督职责,不仅可以解决我国上市公司公众流通股权分散所带来的监督缺位问题,而且可以解决国有股所有者缺位导致的监督缺位问题。
在这种新的四元委托关系中(股东、管理层、注册会计师、保险公司),会不会产生两个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保险公司是否会出于扩大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动机而放宽对上市公司的承保条件?保险市场的激烈竞争会使财务报表保险的费率不可能是垄断价格,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的保险公司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利润或报出更低的保险费率。当然,我们并不能保证不会出现一些短视的保险公司采用低价竞争的手法来扩大市场份额。如果有这种问题,也不是因为推行了财务报表保险这一制度才出现的,在其他的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市场中,同样可能发生无秩序的市场竞争。
好在保险行业一直是监管最严格的行业之一,保监会在对付保险公司的违规市场竞争行为方面具有丰富的监管经验,考虑到财务报表保险这一险种的特殊性,监管部门还可以针对这一市场制定更加严格和完善的监管制度,确保财务报表保险市场的正常秩序。
第二个问题是注册会计师是否有可能被被保险人(上市公司)高价收买?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在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之间,会计师事务所的利益更依赖于保险公司。因为在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中,保险公司充当的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批发商',会计师事务所失信于一家保险公司,就会失去一大批投保该保险公司的上市公司审计业务;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上市公司很难出到如此高的价格来收买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
第二,财务报表保险制度是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针对审计失职和财务舞弊的综合解决方案。
安然公司的财务欺诈和审计失败事件对美国乃至世界的震动都是非常巨大的。要防止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必须找出那些导致安然高级管理人员的蓄意造假和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失职的各种诱因。首先被想到的是资本市场的'非理性繁荣'、高级管理人员的'过度贪婪'和注册会计师缺乏'大公无私'的思想境界、高管人员的薪酬计划存在缺陷、独立董事不独立、会计标准过份强调具体的规则而不是原则,以及对会计行业的监督不力等。
相应的解决方案主要包括:(1)颁布新的法律来加强对上市公司会计和审计的监管;(2)对会计师行业实施更加严格和全面的监管,从自律监管转变为政府监管;(3)倡导诚信和社会责任意识。这些解决方案不外乎是两个思路:一是严格法制,加强监管的效力和处罚的力度;二是依靠道德的力量感化那些可能作奸犯科之徒。对于第一条,须知立法和行政监管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它会在现有的市场交易成本之上进一步增加新的司法和行政成本;更何况我们并不能保证监管的方向和力度正是市场真正需要的。至于诚信和道德的建立,即使职业良心足以抵御经济利益的诱惑,社会道德的建设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
与这些应对措施完全不同的是,财务报表保险制度完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投保与否、保险费率的决定、注册会计师的选择和费用、损失的赔付等均为市场行为,可以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更有利的是,财务报表保险的均衡方向与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向是一致的。市场机制意味着社会几乎不需要为此制度付出额外的社会成本。这只是市场机制方案明显优于立法、司法和行政手段的一个方面(加大对保险公司市场行为的监管,也不需要增加太大的监管成本),更重要的是市场机制可以更好地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这是因为,财务报表保险的保险责任和费率形成是由市场决定的。保险公司依靠什么来决定对某家上市公司的保险金额和费率呢?依据对投保公司的财务报表风险的评估:在相同的保额下,对财务报表风险大的公司,收取较高的保险费;对风险小的公司,收取较低的保险费;对风险很大的公司,可以拒绝承保。在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其财务报表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的情况下,这些信息完全可以成为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风险的一个衡量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