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6篇)
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篇1
论文摘要：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ED，萨丕尔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本文对其语言观进行阐述，并根据对二者不同语言观的认知，对其语言观的贡献及其局限试做出分析，并提出自己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和认识。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anddesausure，1857—1913)，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其代表作，对后世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ED，萨丕尔(Sapir，Edward；1884～1939)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学术活动涉及语言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尤其在有关“语言与思维”这个重要问题上以着名的“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设闻名于世。其代表作为《语言论》。索绪尔的学说理论影响、形成了结构主义的三大流派。而萨丕尔则是其中美国描写学派的先驱之一，两位语言学大师在语言的观念上有相似相同之处，但他们又有各自的研究侧重点，确立了自己的语言观。
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盛时期，索绪尔从琐碎大量的语料中摆脱出来，致力语言的内在现实，以符号观作为其语言观的一个重要支柱，根据符号的关系与特性来认识语言的本质，将其作为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他最主要的语言观。我们称之为“结构主义语言观”。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系统，一种整个语言社会的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这个系统由词汇、语法和语音等相互联系的成分构成。这个系统中的前后成分形成组合关系，不同的成分则可以跟替换的成分之间形成范畴上的聚合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本质是靠关系而不是实体存在。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具有时代性，他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索绪尔确立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的位置，即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中的符号系统。
对于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我们应抱有科学的态度。首先，由于视角的单一，其理论不可能涵盖研究对象的全部现象和性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方法上采取了语言整体第一的原则，在深刻地揭示了语言的符号结构的性质的同时，自然会放弃其他的研究视角，如对语言中的个别要素事实的关注以及语言是动态而非静态的，相对开放的而非绝对封闭的系统等。另一方面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是理论目标的局限，即就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放弃了对语言存在本质的追寻，只停留于对语言状态的把握，放弃对原因的解释。
美国语言学在传统上跟欧洲有密切的联系，重视对语言的实事求是的描写。这种特色使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又被称为描写语言学。萨丕尔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语言本质做出了独到的见解。在《语言论》的前言里，他说：“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语言是什么，它怎样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异；它和人类所关心的其根本问题的关系怎样，如思维问题、历史过程的本质、种族、文化、艺术。”萨丕尔给语言下的定义是“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萨丕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社会共同文化的产物，是一种文化功能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是用来表达人们的认知、情感的媒介。萨丕尔不同于一般人的见解是突出了语言文化的功能。
萨丕尔把语言看做是一种文化功能，一套符号系统，前者说明他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后者显示出他与索绪尔在语言系统观上的不谋而合。他将前人所说的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和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两种观点融为了一体。
萨丕尔长期研究语言学和人类文化学的问题，重视语言和文化及思维的联系，他认为“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地建立在人们的语言习惯上”，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对同一客观世界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释。并提出“语言影响人类关于现实世界概念系统的形成”这一设想，经他的弟子沃尔夫的发展，形成“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设。这项学说引起了相关的争议。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语言模式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决定人们的世界观，这把人类的认知程序颠倒过来。按此观点，说一种语言的人就不可能学会另一种语言，或说不同语言的人就不可能协调他们的行动，而这与事实不符。
索绪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以整体系统的角度研究语言；萨丕尔与索绪尔的语言观既有相同点，又有自己的发展。除结构主义语言学后，语言学界的流派异彩纷呈，如日内瓦学派、功能主义、伦敦学派、转换一生成学派等等。这些学派继承前人研究的成果，发展对语言的认识，使得人们对语言的认知得以丰富全面。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出发，我们知道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同时又是变化发展的。任何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和认识的成果都有其局限性，不同的理论视角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从上文对索绪尔和萨丕尔的语言观的论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语言理论也不例外。各种理论从语言的内部、外部，从心理基础，从行为反应，从人类学，从文化上等各方各面进行对语言的解读，也就出现了语言是符号系统；语言是一种心理、生理现象；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等等关于语言本质的论断。面对众多语言本质的论述，让人觉得眼花缭乱，语言似乎难以界定，语言的本质似乎难以捉摸。
对语言来讲，影响它的因素是多维的。如有文化、社会、心理、民族、历史等方面，语言如为一个内核，文化等因素便构成了围绕这个内核并与之以及相互之间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网络系统。每一个因素参差不齐，每一个因素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并与语言进行着相互影响。所以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其概念的定义在不同范畴内有不同的体现；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有其各具属性特点的定义。我们应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立体的、发展的、开放性的概念。如果要给语言下定义，我们应以哲学的高度，采用归纳的研究方式，总结出它最一般的特性、最重要的属性。笔者从人类的产生，人脑思维意识的形成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来思考，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交流工具。这是语言的本质及基本特征。人类创造的任何文明都是基于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是人类生存、前进的动力。人们需要语言，语言才会产生，产生之后发生的对于人类与社会的各种影响应属于次一个层次或更宽范畴的讨论问题。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帮助我们认清语言的各个方面，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语言。人类在发展，语言的研究随之发展，探索语言本质及特征的脚步永远在前进。
参考文献：
1、[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8年4月，北京第12次印刷
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篇2
关键词：不可译性；先验；必要条件；聚合关系；组合关系
Abstract:Thepaperdifferentiatestwoapproachestotranslationstudies，theempiricalandthetranscendental，andarguesforthelatterasthewaytotheorizingtranslation.Theoryinvolvesfournecessaryconditions.Theauthorpidestheseconditionsintotwomaingroups–linguisticandextra-linguistic–andarguesthatthelinguisticconditionsarelogicallypriortotheextra-linguisticconditions.Inthelightofmodernlinguistics，thelinguisticconditionorthestructureisaprioriandreferstotheparadigmaticrelationsoflinguisticsigns.Thepossibility/impossibilityofthetransformationofonelinguisticparadigmintoanothershapestheproblematicoftranslatability/untranslatability.Acasestudyofthepoem“JingYeSi”reinforcesthetheoreticalargumentwithuntranslatabilityasitsfocus.
Keywords:untranslatability;transcendental;necessarycondition;paradigmaticrelations;syntagmaticrelations
1.理论反思
1.1先验与经验
面对翻译研究，我们可以提出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从而导致两种不同的方法，最后又将呈现出两种虽可互补但性质迥异的成果。
问题之一：如何在句段层面尽善尽美地完成两种语言之间的话语转换？问题之二：一切翻译如何是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第一个问题关注翻译行为本身(translationperformance)。此“行为”与索绪尔的“言语”(laparole)或一般所谓的“言语行为”(speechact)相对应。这是一个经验性(empirical)问题：一旦跨越了经验之界，就是非法的。第二个问题不关心“如何将一段话语翻译得更好”等技术性问题，而是要追问：使一切翻译成为可能/不可能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它与经验相关，但不等于经验。其性质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先验(transcendental)。
第一个问题和涉及的方法，与常识相通，而且实用价值显著。正因为此，这种淡化了认识论维度的翻译研究，如同缺乏科学性的传统语法一样，仍然充当着课堂教学的主角。通过翻译的成果，也可以从翻译行为中抽象出几条乃至几十条训律，当做“理论”来讲授。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它对技能训练的关注。但是，技能训练与理论思考毕竟是两回事。一旦混淆，此进路的弊端就会暴露出来。此弊端可称之为“从经验到超验的飞跃”：一方面，每一次翻译行为，都是一次语用事件，既不可重复又不具备普遍有效性；另一方面，对尽善尽美的追求，又往往驱使经验行为膨胀成对超验的追求(transcendentinquiry)。熟知的案例是所谓“信达雅”三字经。这个念了近百年的经，隐含了一个不合法的哲学认识论假定：我们可以超越自身的经验界线，在语言和语境两个方面同时进入他者的世界。其政治和伦理学蕴含是将异质归约为同一(reductionoftheOthertotheSame)。这种“从经验到超验的飞跃”，既是对意识形态嬗变的回应，也是乌托邦社会工程在翻译研究中的折射。从唐代佛经翻译到如今，一千三百余年了，汉民族的翻译研究一直执着不懈且洋洋得意地在“经验——超验”这个怪圈中徘徊。①就研究的主体而言，文学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之间几乎没有区别，审美和认知混为一谈。这种严重匮乏先验意识的智性传统，正是近代科学认识论未能在汉语文化圈中生成的根本原因。在长达一个世纪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我们往往用经验来理解先验，然后通过各种渠道直奔超验。文学/文化批评如此，翻译研究亦然。经验当然要研究。但是，无先验则无理论。
第二种性质的问题和理路，要探索那些逻辑地先在于一切翻译行为同时又是任何一种翻译行为都无法摆脱的基本要素。它感兴趣的是“科学”，不是立竿见影的“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最关心的不是如何描述和说明某一个家族的某一种遗传现象，而是要探讨一切遗传现象如何是可能的这个先验问题。他们为这个逻辑地先在于一切遗传现象的必要条件取了一个名字“基因”，然后再通过可控制的实验去证明它的存在——从先验假设返回经验证明。同样道理，翻译理论不是教会学生如何去从事具体的翻译活动并获得优质的译文，而是要解释翻译本身如何是可能或不可能的。在这个先验的问题框架内，不容许出现任何超验的问题，如“上帝存在”、“终及关怀”、“信达雅”等等。
立于认识论和现代语言学基础之上的翻译理论，只涉及“临在性”(immanent)领域。②它要探讨这些临在性领域，如何影响和决定了翻译的行为。对其中任何一个临在性领域的全面关注，都可衍生出一套相对独立的翻译理论；但是，没有哪一种理论可以涵盖其它临在性领域内的所有问题。这些临在性的、逻辑先在的必要条件，大致区分如下：
A.原文语言(sourcelanguage)和译文语言(targetlanguage)的结构，即：符号与符号结合并构成系统的特定方式。
B.使原文和译文能被各自社会接受的写作成规和阅读成规。成规是多价性的；认知、伦理、审美都包括在内。
C.写作/翻译发生时的社会文化上下文。它指向特定的意识形态动因。此动因必然影响创作和作为再创作的翻译行为并在原文/译文中再显。
D.原文产生时那种特殊的个人化的情景，即：一种绝对不可重复的语用事件，其中包括了创作者个人才智的闪耀和对社会文化上下文的独特回应。此语用事件，又必须通过译者在另一社会文化上下文中的想象来重构，从而导致了另一个语用事件。重构的可能性，是建立在头一个语用事件的不可重复/必须重复这个悖论之上的。
显而易见，上述四类必要条件全部都逻辑地先在于一切经验性翻译行为，同时又对后者施加决定性影响。先验进路，必须分门别类地瞄准上述不同的临在性领域，提出各自的理论框架。另外，按分析法而不是综合法，③上述四种必要条件的先验程度也不一样。从第四往第一倒数，逻辑的先在性不断增强，其理论的涵盖面也不断拓宽。最具先在性的，便是语言的结构问题。追到底，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将取决于这么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两种语言之间的结构性转换是可能的？在什么意义上，则是不可能的？通过翻译行为而出现的理解/误解之共生现象告诉我们，可能/不可能同时存在。研究不可译性，出于方法论和主题的需要，当然会悬置可译性，但不等于否定后者。无论侧重可译性还是不可译性，最基始的翻译理论仍然是研究结构转换问题的理论。这也是本文反思和个案分析的焦点。
1.2区分两类必要条件
上述第一种必要条件即语言结构，为语言共同体全部成员分享。作为结构，它是一种抽象的形式，没有具体的内容，却为所有的内容（包括敌对的内容）提供了逻辑先在的运作机制。此条件，可称为语言的必要条件(linguisticnecessarycondition)。后三种必要条件涉及具体内容，与特定意识形态发生关系。它们不是“语言性”的——非语言结构的，却又与语言性纠缠在一起。三者可并称为非语言的必要条件(extra-linguisticnecessaryconditions)。
在研究语言翻译问题时，一定要区分语言的必要条件即语言结构(lalangue)和那种包含形形色色非语言要素同时又“寄生”于语言结构的所谓“语言”(lelangage)。后者就是常识所指的“语言”，它总是与非语言的必要条件纠缠在一起，使“语言”这个概念处于一种“未经审视”(unexamined)的状态。符号学的实际创始人叶尔姆斯列夫指出：一定要先弄清语言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然后再进入涉及哲学、文学、社会、逻辑、心理学等众多学科内的各种语言问题(Hjelmslev，1963:5-8)。70-80年代的语用学转向，将研究的重心投向各种非语言的必要条件。但是，不能为了语用而悬搁结构，更不宜抛弃“语言结构”(lalangue)而返回“语言”(lelangage)。因为这无异于重拾19世纪的语言观。文化人类学内的结构主义神话批评和后现代的社会语用学就是这样做的。④顺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开辟的共时语言学理路，我们甚至可以追问：英美语言哲学所言的“语言”，是指lalangue还是指lelangage？（英语中无langue和langage之分，只有一个词language。）我以为是指后者。那么，这种“集物理、生理、心理、逻辑、社会学等等为一体”的“语言”(Hjelmslev，1963:5-6)，又如何能将意义、指涉、真理等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呢？同样道理，忽略了语言结构的先在性和结构转换的可能性/不可能性，一切翻译理论都会有违初衷地被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非语言学问题冲淡乃至消解自身的理论目标，从而失去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
当然，语言的必要条件和非语言的必要条件，不能绝对分立。但是，两者之间的范式性区别和语言的必要条件之先在性必须坚持。综合了两类必要条件的翻译理论，至今尚未出现。笔者以为不可能，并视之为诗学乌托邦终极关系之非法套用。所谓“全面地整体地看问题”，并不等于将问题的全景都能同时纳入视域，而是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持视角的局限性，明白其边界线大致在何处。各种翻译理论之间的互补，有助于克服单一理论的局限性。但是，互补不等于否定各种理论之间存在的逻辑先在性强弱之别。研究语言翻译，首先要研究语言的结构。语言结构的转换，是一切翻译理论无法回避的基始问题。
1.3警惕翻译理论的误区
假“翻译”之名的言说数不胜数，却不一定与翻译理论相关。语言哲学家奎因在《词与物》一书中提出“翻译的不确定性”问题(Quine，1998，ChapterⅡ)。有论者视之为对翻译理论的重大贡献(郭建中，1999；冼景炬，1993；方万全，1993)。其实，奎因要探讨的是内涵或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外延或指称的不确定性(陈波，1998：120)。从表面看，他编的那个故事（假设），似乎涉及了语用事件的不可重复/必须重复之悖论，于是进入了上述四种必要条件中的一种，因而有助于某一种翻译理论的确立。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四种必要条件，对翻译行为来讲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这与分门别类的研究并不矛盾。从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抽象出来的理论，要靠另外三个来为它设限划界。反观奎因的翻译观，其出发点是译者对原文语言一无所知，而只能在各种不同的语境或情景中去猜测“Gavagai”这个词，结果引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之说。排除了最基始的必要条件，哪里还有什么翻译理论可言！奎因要打掉“意义的心灵论”，同时又要证明在言语行为中指涉对象的不确定性。其贡献，与翻译理论所言的两种已知语言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硬扯进来，只能增添莫须有的混乱。
翻译理论的另一误区是玩“提喻”(synecdoche)的游戏，即：以部分代全体。典型案例是解构主义对翻译“再创造性”的极度张扬。有论者尊之为一种新的翻译理论（陈德鸿、张南峰，2000）。解构策略的线索并非“不确定”，而是非常清楚：在质疑“我注六经”之可能性的同时——即推翻“信”的原则，将“六经注我”的不可避免性推向极端，以“再创造”来消解不可重复/必须重复的悖论。此悖论，其实是一种“二律背反”(antinomy)，因此不可以通过等级二元的重建来消解。换言之，即便在语用事件之“重构”这个问题框架内，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合法性就已经颇成问题了。然而，此翻译“理论”并没有到此就收手。它的最终目标是以“再创造”或“六经注我”为武器，去颠覆先在的语言结构，瓦解先在的写作/阅读成规，批判先在的社会文化上下文。这实际上是以“再创造”的名义来替代实乃消解其它翻译理论的可能性：“提喻”游戏的活用典范。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正是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为我们揭示了“提喻”的政治含义和权力意志。不过，解构主义又认为“提喻”虽有暗渡陈仓之虞，但在话语实践中却无法清除。先指出某种“过失”及其不可避免，然后又凭此“过失”去横扫一切，其雄辩之力有如“我是流氓我怕谁！”这种翻译研究中出现的虚无主义反乌托邦倾向，与追求完美秩序的“信达雅”乌托邦追求一样，都是反认识论的。在哲理层面，两者均涉及本体和终极关怀问题，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也可以承担积极的先锋批判的使命，但无法替代认识论探索和翻译理论之建构。德里达和奎因之言可以启发思考；就翻译理论而言却不足为据。中国学界对此不可掉以轻心，因为从乌托邦转到反乌托邦只有一步之遥。它对“经验——超验”的民族文化心态有先天的吸引力。
1.4作为语言结构的聚合关系(paradigmaticrelations)
何谓语言结构？国内文学/文化批评界热衷的话题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这是通过误读后结构主义而造成的常识性错误。符号无法单独存在；单个“符号”肯定不是符号。结构即系统。在索绪尔那里，语言结构是指水平的组合关系和垂直的聚合关系之间的互动(Saussure，1960:128-129)。“意指活动”(signification)就在此互动中发生。它仅仅承担了结构所具有的必要条件，从而在方法论上可以合理地悬置经验性言者/写者和各种非语言的必要条件。如言及“沟通(communication)或翻译的全部问题，则一定要考虑被悬置的其它要素。敝于此，就会视语言结构这个必要条件为充分条件乃至充分且必要条件，从而导致不合法的语言（结构）决定论。
在索绪尔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组合和聚合，哪一个是逻辑先在的呢？索绪尔语焉不详。在北美，坚持笛卡儿“普遍心智”(theuniversalmind)的乔姆斯基一直盯住句法问题即组合段。另外，从洪堡特(Humboldt)，中经波尔斯(Boas)，萨丕尔(Sapir)，一直到沃尔夫(Whorf)，几代语言学家们共同建构了一套“语言相对性”理论(linguisticrelativity)，已成为文化相对主义的语言学支柱。他们的分析，也是集中在句段即组合段(Gumperz&Levinson，1996)。
索绪尔的直接继承人和语符学创始人叶尔姆斯列夫却将上述显性的组合段重述为“语言的过程”(process)，而逻辑上先在于此“过程”且使后者成为可能的隐性的聚合关系，则称之为“语言的系统”(system)(1963:9，39)。分析法的贯彻，使叶尔姆斯列夫发现：语言结构或曰“系统”是指聚合关系；组合/聚合的互动，实际上是聚合关系隐性选择在显性的组合层面之“现实化”(realization)。他指出：“没有一个系统支撑的过程，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没有过程的系统，却不是不可想象的。系统的存在，没有预设一个过程的存在。系统的出现，不必依靠过程的发现。”(1963:39)当今著名符号学家艾科(UmbertoEco)也持相同立场(1979:9)。当然，叶尔姆斯列夫并非断言在言语活动中，系统可以独立存在。他是通过分析法找出了逻辑上最具先在性的关系结构，以便揭示出语言深层的运作机制。
偏重组合关系或句段，是因为在各种欧洲语言之间，聚合关系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其差异性。它们有共同的形态学(morphology)和音位学(phonemics)就是相似性的证据。这也是印欧语言家族得以成立的根据之一。一旦进入东西方之间的语言对比研究，麻烦就大了。我们知道，本世纪之前的汉语研究并没有如今的“语法”一说。文言文书面语连标点符号都不需要。《马氏文通》之后，中国人参照外来的模式建构了一套描述汉语组合关系的句法规则。此诠释性的抽象，反过来又成了规范现代汉语“过程”的依据。这种相当西化的句法，与古汉语/文言文的句法形成鲜明的反差，再加上词义的变迁，结果古汉语似乎成了另一种“语言”。说它是另一种“语言”，是基于以下表面的观察：如果仅仅就组合段和语义而言——这正是当今西方“语言相对性”理论的关注点，其“语言能力”（乔姆斯基）是绝大多数当代汉族人所不具有的，反倒是一些汉语讲得结结巴巴的少数西方汉学家能进入其中且如鱼得水。另外，简体字和繁体字之别，使海峡两岸的青年一代在读起对方的文字表述时总会有不顺畅之感。那么，又如何解释汉语是世界上唯一尚存的古代语言呢？几千年不散的汉语共同体之根基何在呢？一旦按叶尔姆斯列夫的理路，视聚合关系为真正的语言深层结构，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无论是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文言文还是白话文，繁体字还是简化字，都是同一个聚合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化”而已。几千年的历时态演变在组合段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而聚合段却依然如故。这在世界语言史上是罕见的奇迹。鉴于此，在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对比研究中就不应将注意力集中到句法。否则，就会落入西方语言/文化“帝国主义”的套路。遗憾的是，我们的汉语语法教科书大多重句法，轻形态学。原因很简单：汉语没有欧洲语言意义上的形态学特征(如：前后缀等)。殊不知形态不仅指视觉/听觉可察的形态，更指抽象的形式，即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形成力”(ashapingforce)。没有诉诸视听的形态变化，这本身就是一种形态。另一方面，少数语言学家在句法的框架内走极端，鼓动向古汉语的句法回归，将语言学家置于语言立法者的地位。西化的汉语句法，也是汉语的句法。语言历时性演变的结果，不应成为“民族主义”情绪宣泄的对象，更不能将人文性终级关怀和本体论引入汉语语言学，偷贩不合法的超验问题。⑤究其学术视域之弊，是没有认识到什么才是汉语的结构问题。
1.5汉语的聚合关系
汉语的区分性特征，语言学界已有共识：调位的(tonemic)、单音节的(mono-syllabic)、表意的(ideographic)。它们涉及音、形、义；兼顾了声音语言和文字语言；涵盖了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从这三个概念入手，也可以进入汉语的结构问题（王宾，1997）。就翻译理论和结构的转换而言，有些可能的含混需要澄清。
首先，三个概念的提出，完全是以欧洲语言为参照，分别对应于音位、多单节和拼音。这条思路不仅包含了原型/变体或中心/边缘等级二元先入之见，而且在实际操作时也有诸多不便。譬如，单音节词（语素）虽是汉语的最小表意单位，但现代汉语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双音节和三音节词，而西语中也不是没有单音节词。重叠之处，并不等于语言结构的相似，因为结构问题与每一个词内的音节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不重叠之处，又何以能说明结构的差异呢？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要尽量避免使用暗含了原型/变体等级二元式概念。只有同时平等地适用于不同语言系统的范畴或曰“元语言”，才能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关键。组合和聚合才是中西共用的“元语言”概念。
其次，音位是区分意义的最小单位，调位不是。为什么？因为汉语普通话四声中的每一声往往都包括了几个尚未区分开来的单音节词（语素）。这个由不懂汉语的英国语言学家琼斯(DanielJones)提出的概念虽被中国语言学界认可，却问题多多（克拉姆斯基，1993）。要想检验很容易：将一段汉文用第一声从头念到尾，看看汉族人能否听懂。调位和音位都属于聚合段，但是调位的独特作用不在于区分意义。全为一个“形成力”，调位不仅决定了汉语平仄和韵律，而且使几乎每一个汉字（语素）都成为一个同音异义词(homophone)。各种歇后语，还有相声艺术，均可从同音异义词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这在印欧语言中是罕见的现象。不可译性，在此处几乎是绝对的。唐诗的格律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如何能转译成西语呢？
最后，“表意”是指方块字不直接表示语音，仅用来记录一个词从而使它代表独立的意义。这与方块字的外形特征无关。国内批评界有人接过“语言学转向”的口号，侈谈方块字外形如何高明，将其与某种抽象艺术的关系当成语言学的结构来发挥，犯了常识性错误。⑥汉文字作为一个整体，不是全部方块字的整体，而是由方块字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整体。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与方块字的字形本身无关。
调位带来的不可译性毋庸赘述。下文的个案分析将集中在表意文字的形态学特征——不是汉字的外形，而是基于汉字之间结合方式的结构问题。此特征并不玄妙。它是指：汉语的字词（语素）本身无人称、时态、语态、语气、性、数等变化；它没有冠词，也缺少西方语言意义上的情态动词；没有前缀和后缀从外形上来显示词性和词义的变化；等等。正是这种“不在场”(absent)形态学特征，产生了一种任何西方语言都没有的特殊的形态学建构力。以英语love为例，此动词性词位(lexeme)在其聚合段内包括了love/loves/loved/loving以及相应的助动词／情态动词搭配。通过社会约定俗成的法则之挑选，其中一个语素(morpheme，被视为词位的变项)进入组合段，与其它一些通过法则从各自聚合段中挑选出来的语素在水平方向上结合，便有了短语，句子和语篇。反观汉语的“爱”，由于没有上述英语的形态学之分，从声音到外形都是“爱”，即：担当了词位（一般）／语素（特殊）的双重功能。其后果之一，是每一个词（语素）在组合段的词性／词义，不像英语那样受到来自聚合段的较严格的逻辑约束，常常可以在不变词序的前提下，改变词性／词义，从而读出不同的句段含义来。文言文可以无标点符号和断句的多种可能，原因就在于此。不变词序的反面是随意改变词序，其极端的案例是汉语的回文诗。⑦标点符号的引入和句法理论的西化，掩盖了上述汉语的形态学特征。揭示这些熟视无睹现象的重大意义，就论证了汉语/西语之间结构转换的不可能性。
2.个案分析
2.1作为共时性文本的《静夜思》⑧
汉语文本数不胜数，为什么挑选《静夜思》？确定典型个案的标准是什么？在什么意义上《静夜思》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文本？
在语言问题的框架内，典型性就是共时性。共时/历时的划分不是以时间的跨度为参数，而是以研究的性质为依据。可将三千年作共时处理，从中抽象出基本稳定的共同要素；也可将三个月作历时处理，详细描述其间的细微变化。同为共时性进路，时间跨度不同，抽象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同。从先秦到当代，汉语共时性的最基始成分是由调位性和表意语素形态学特征共同组成的聚合关系。内化为语言共同体的行为自觉，就叫做汉语的“语言能力”。当然，先秦以降的历时态演变，虽然没有触动聚合关系，却在句法、词义、词形等方面留下了永久的印迹。因此，先秦汉语的共时性和现代汉语的共时性不可等量齐观，可以分开来做语言学的“知识考古”或者“谱系分析”。但是，不存在福科所言的“断裂”，因为聚合关系即语言结构未变。另外，语言学的共时性，不仅指文字语言，也指声音语言。不考虑声音语言的共时研究，不被语言学认可。最后，对共时要素的抽象或描述，要返回言语实践中受到检验，而唯一的检验权威就是语言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说到底，语言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不是形而上哲学或文学创作；任何先验假设，都要返回经验实践去取得合法性。共时性的上述方方面面，就是挑选个案文本的标准。
《静夜思》的句段和语义对当代读者不构成任何理解上的困难。这就意味着：除了稳定的聚合关系之外，它的组合段以及语义都经受住了从唐代至今的种种历时性嬗变的考验，至少可视为一个时间跨度达千年之久的汉语共时性文本。其次，一个文盲或学龄前儿童在听到朗诵此诗时，可凭其语言能力当下把握它的意义。这就在相当大程度上兼顾了声音语言和文字语言。第三，由于上述两个事实，对《静夜思》的结构分析——这是不可译性的根据，可由汉语共同体内任何一个成员按照其语言能力来检验。语言共同体不同于文学或其它学科的共同体。后者由精英组成，前者无精英/大众之分。笔者的结构分析，如果与读者的语言能力相悖，错在笔者。由此又得出《静夜思》的第四个典型特征：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语言/文化文本而不是一个狭小的文学精英文本。语言是大家共有的，语言翻译研究不能以文学翻译为主导。
为论证不可译性，先陈列《静夜思》原文和一种大致符合英语写作/阅读成规的英译文：
静夜思ThoughtsonaSilentNight⑨
床前明月光Beforemybedisapooloflight;
疑是地上霜Canitbefrostupontheground?
举头望明月Eyesraised，Iseethemoonsobright;
低头思故乡Headbent，inhomesicknessI’mdrowned.
2.2“静夜思”句段的不可译性
如前所述，一个句段中每一个词（语素）都隐含着一个垂直的“未出场”的聚合关系。每一个聚合关系，都涉及一连串的词（语素）。在言语活动中，各聚合段遵循社会约定俗成的法则，各自筛选出一个词（语素）“出场”，在水平面组成句段。与“静”相关的英语词silence/silent/silently属同一聚合段。在该聚合段内，三者的区别清清楚楚。当其中一个按语言法则进入句段后(如：英译文中的silent)，另外两个便处于隐性状态，即“不在场”。汉语句段中的“静”同样隐含着一个垂直的聚合关系，其中就包括了“静”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可是，即使在该聚合段内，三者从语音到形态都完全一样。这一形态学特征，是所有汉字共有的。英语形态学规则，使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合乎英语语法的句段中将名词silence读成副词silently。错读将破坏语言的法则。如硬将silence改为silently同时又不违背语言法则，那就要调整词序，重组一个句段。重组就意味着对各个聚合段“出场者”的再挑选和再组合。易一字而动全句，其实是指聚合段之间关系的调整及其在水平句段的投射。与之相反，由于汉字（词）没有欧洲语言的形态区分，所以当名词“静”被读成副词“静”时，句段中的其它字（词）就有可能与各自所属的聚合段内的“不在场”者调整关系，重派“出场者”却又不改变原句段的词序。通俗讲就是重新“断句”。当然，这种不改变词序的“断句”自由并不是无限的，仍然受制于汉语约定俗成的法则。但是，其自由度却是欧洲语言无法企及的。鉴于此，“静夜思”句段的不可译性就凸显出来了。
“静夜思”可视为一个无标点的“文言”句段，有五种可能的“断句”。它们是“静”、“夜”和“思”所属的三个聚合段在水平的句段层面的五种可能的关系组合。五种可能如下：
1）视“静”为形容词，“夜”则为名词；两者构成一个形容词组，作定语来修饰名词“思”。结果：静夜（形）+思（名）。
2）将“思”读成动词，定语“静夜”旋即改变性质，成为副词性状语。结果：静夜（副）+思（动）。
3）视“静”和“夜”为两个副词，修饰动词“思”；全句段为“静思”和“夜思”之合并。结果：静思+夜思。
4）将“夜思”读成一个名词性词组，“静”则为形容词。结果：静（形）+夜思（名）。
5）将三个字全读成名词，即“静·夜·思”。结果；静（名）+夜（名）+思（名）。
五种可能的“断句”表达了五种句段的含义(sense)。无论取哪一种，都不会与全诗的内容冲突。五种可能严格局限在结构分析的框架内，因此超越了与时空上下文相联的一切非语言的必要条件，其性质内在于汉语结构之中。其不可译性可从两方面展示。
首先，五种水平的组合关系及其生成的含义(sense)，在英语中必须由五个分立的句段来表达。在翻译过程中，取其中一个可能的“断句”，就是对其它四个的否定，同时也被后者否定。换言之，A与非A之分，已渗透到英语的结构中，前文转引的英译《静夜思》无论怎么修改也无法将五个句段压缩成一个。
另一方面，在包含了五种可能的“静夜思”句段中，形/副/名词的自由转换和彼此间关系的重组，实际上使得事物的状态（名）、性质（形）和活动方式（副）处于互动互换的过程中。在欧洲语言内，状态/性质/方式属不同的范畴，虽然彼此间形成关系，但各自的属性一定要区分。一旦像“静夜思”那样彼此替代，就会呈现出不同意象(images)的混杂交织，从而使每一个意象既“在场”又“不在场”，或曰“有无相生”，“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种审美和哲理的效果，能通过翻译再现吗？
解构主义或许会以此为据来证明解构式的“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分延”说(difference)。我以为不可。作为一种阅读策略的解构主义，要解构内在于欧洲语言的逻辑成规，⑩然后从中读出“意义的不确定性”。“静夜思”的非逻辑性是由汉语的结构决定的，不是解构出来的。意义的确定和不确定，首先是由语言系统决定的。对于汉语读者来讲，“静夜思”句段根本不存在“意义的不确定性”问题。另外，“静夜思”句段的五种可能“断句”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可译性，可以接受语言成规的检验。解构的结果刚好相反——彻底冒犯了语言成规。最后，解构要将语言共同体熟悉的东西彻底地“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笔者对“静夜思”不可译性的分析，则要将我们视之为当然的东西条理化，明晰化。
2.3主/客关系的不可译性
与写作/阅读一样，翻译一定会涉及行为的主体、客体以及他们所处的时空上下文。这也是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的热门话题。存在于语言之中且依靠语言来表述的哲理，要返回语言本身来接受审视。比较哲学提示的差异，往往可从语言的不可译性中找到根据。鉴于此，笔者应顺语言学理路，视“主体”(subject)或“自我”(self)为时空中的“指示语”(deixis)。涉及主体和时空的指示语很多，最基始的是人称代词和作为时间/地点的副词“此时”(now)/“彼时”(then)，“这儿”(here)/“那儿”(there)(Lyons，1977:275-276)。于是，哲学形而上学问题就转化为人称代词在时空中的关系问题。提问的方式也就改变为：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摆脱“我”、“他”等人称代词的限定约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超越那些已经范畴化即语法概念化了的时空关系（时态等）所划定的界线？这可不是本质主义哲学的化简归约，而是分析法的追问。本节只讨论主/客关系的不可译，时间问题待下一节处理。
《静夜思》无人称代词“我”。主语人称代词之“缺席”，是古汉语中常见的叙事模式。这一模式已沉淀在现代汉语的“语言能力”之中。否则，此诗会冒犯当代汉语阅读成规而令人不堪卒读。“缺席”的合法性从哪里来？它来自人称代词聚合段所具有的灵活性(即：可以“在场”，亦可以“不在场”）以及此聚合段与其它聚合段在水平组合层面的运动。它对意指活动(signification)的影响是双重的。
首先，作为观念的“我”，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无须进入思维的领域。浪漫主义运动的“自我”和哲学意义的“主体”从意识中淡出。后结构主义或许会称之为“非中心化的主体”(adecenteredsubject)。不过，汉语的阅读成规不会从《静夜思》中读出“作者之死”（罗兰·巴特）。李白的主体性，已通过心理/形体动作而弥漫在主体与他物的关系之中。这个未出场的“我”，绝对不是“文本”中的一个既无神性又无人性的功能性纽节，而是所有关系的汇聚点。孟子“天下皆备于我”在汉语和儒家学统内其实是指“天下关系皆备于我”。“我”者，“不在场”的中心也。这与德里达批判的那种身处结构之外又要控制结构运作的“先验所指”(Derrida，1978)，完全是两码子事。德里达笔下的“不在场的中心”，是本质主义哲学观的“中心”，它预设了一个独立于外部世界的自在自为的“主体”。西语人称代词“我”与“他”之分，则是主/客之分最基始的语言前提；“提示语”概念的提出，也只不过将此二分置于时空上下文之中。反观《静夜思》，主语人称代词的“缺席”，排除了独立存在之“主体”的可能，读者只能从主/客关系中体察到作者的存在。这种主/客在认知或审美心理过程中的合一，则由汉语的结构提供了最基始的必要条件。包括塞尔(Searle)在内的一批著名的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模式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该语言共同体的非语言行为，包括视觉艺术(Gumperz&Levinson，1996:32)。“决定”一词也许有语言决定论之嫌，但“影响”是肯定的：汉语的审美成规，使我们从一幅无人在场或者人形极不惹眼的传统山水画中读出人之精神的“在场”。诗画一体的艺术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方才日渐式微。
1989.
转贴于另一方面，当《静夜思》进入汉语读者视域时，决定其接受方式的各项要素中，最稳定亦最基始的仍然是写/读共有的语言结构。与作为客体的诗相遇的另一个“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不会出场。“我”与“他”是相辅相成的，无此即无彼。既然在阅读的当下把握中，不会有“谁在思”或“谁思乡”之类的问题出现，读者之“我”也就无须登场。“我”/“他”同时排除的直接后果是李白与无数读者之间实际存在的时空距离在阅读中消失。这种主/客合一的经验性心态，是心理学问题，也是形而上哲学问题，但首先是语言结构问题。论证“人/天合一”汉语文化传统的人生追求，不宜从哲学概念和命题中去找根据，而必须返回精英/大众所共有的语言。当然，当我们企图从李白的传记资料中去寻找解释的“权威性”，当我们按泊来的理论去思考《静夜思》如何“反映”或“再现”了客观世界，这时，“他”就出现了，“我”也同时登场。主/客在时空中的二元对立在意识中升起。
《静夜思》文本中的主/客关系如何传译？英语的结构和意义的生成方式，能允许译文中主语人称代词“I”不在场吗？更麻烦的是：哪一个词（语素）可以从特定句段中退出（省略），不是由该句段本身来决定，而是取决于该句段中每一个在场的词（语素）所从属的众聚合段之间的关系。因此，即使费尽脑汁重构一个“I”不在场的英译，也还要面对动词的形态问题。人称和动词形态是绑在一起的。（在有“性别”区分的法语、德语等欧洲语言中，人称之分几乎与所有其它词的形态绑在一起。）动词单数第三人称形式预设了“他”；英译文中的动词形式预设了作为行动主体的“我”。在汉语阅读过程中，《静夜思》内五个动词的形态特征不预设“我”/“他”之分。一旦从阅读转入翻译，与人称和主/客相关的问题统统返回意识领域。翻译，就是改变原文中的主/客关系。
2.4时间意识的不可译性
如果说主语人称代词的缺席在汉语叙事中是相对的，那么动词时态无形态学区分则是绝对的。沉淀在《静夜思》字里行间的汉语时间意识由此而生。
何谓“时间意识”追问“何时”(when)。“何时”要凸显一个语用事件的时间上下文。在时间之中来追问一个语用事件在“何时”发生，又构成另一个语用事件。严格讲，我们只可以谈过去和未来，因为“此刻”瞬息即逝。英语动词时态的形态学区分，再现了英语共同体的时间意识。这是语言结构本身对“何时”的追问和回答。使用语言的人，即使在具体的言语行为中没有直接提出“何时”的问题，语言结构已经将问题和答案置于言者的意识或下意识之中。不同的语言系统，呈现出不同的时间意识。
汉语动词无形态学区分，逻辑先在地排除了语言结构本身在句段层面对“何时”的西语式追问和回答。汉语共同体的成员在阅读《静夜思》时，不仅“谁在思”？而且“何时在思”的问题也不会进入思维和审美过程。在汉语结构中生成的时间意识，已将“过去”和“将来”凝缩在此刻当下的阅读活动之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又将“此刻当下”撒播到“过去”和“将来”。在一千多年的时间跨度内，数不尽的读者带着汉语特有的时间意识，在《静夜思》这个小小空间内来来往往，各自的身份又因主/客分野之淡出而无须界定。此现象大致可描述为：无限的时间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示，有限的空间又在时间中扩张，从而为每一位读者提供了他/她身在其中的“无限的时刻”(atimelessmoment)。这正是语言结构的张力和魅力之所在。表面看，此现象类似后现代文化批评所言的“时间的空间化”(thespacializationoftime)或“超空间”(hyperspace)：过去/未来化为特定空间的一刹那。其实不然。造成西方后现代社会“时间空间化”的原因，是认知的“零碎化”(fragmentation)，“时间的断裂”(temporaldisconnection)，“神经质的崇高”(hystericalsublime)，乃至“精神分裂或毒品式的语言”(schizophrenicordruglanguage)(Jameson，1995;Kellner，1989)。透过上述扑朔迷离的后现代言说方式，可依稀窥见西方先锋派文人在试图破坏语言和文化成规的过程中如何同时又承受了破坏带来的阵痛痉挛。《静夜思》“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同时进行，不是对语言成规的破坏，而是由语言结构提供了可能。这里只有在自然语言之中的整体性，连续性和美学的崇高。此外，西方后现代批评家杰姆逊(Jameson)对“时间的空间化”批判，恐怕与英语的时间意识以及他本人的黑格尔历史观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关联。
如果以上分析言之有据——语言之据而非哲学思辩和诗歌的想象，那么谁又能反驳《静夜思》时间意识的不可译性呢？
2.5“思”的心/脑关系不可译
在“思”的聚合关系中，不仅有名词“思”和动词“思”，不仅有动词“思”的各种可能——过去、现在或将来的“思”，而且还有与“思”的语义相近或相异从而可在句段层面取代“思”的其它表示动作/性质/状态的词（语素）。前者在聚合段内没有语音和词形的区分；后者（如：“想”、“忘”等）则因语义和词形的区分而减弱了翻译的难度。可是，一旦对“思”作一番语义学考察，并与英语中可能的对应词（语素）加以对比，就会发现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静夜思》英译的“思”取名词“thought”，悬搁了动词的“思”。这已经是对不可译性的遮蔽。再往深追探，英语的“思”在其聚合段内包含了一个表示情感的词（语素）。在此聚合段内，think/thought与feel/feeling之间的形态学区分是清清楚楚的。
汉语“思”是这样吗？“思”是理智行为还是感情活动？“心思”能作理智/情感二分吗？汉字“思”由“田”和“心”两个字合成。词源学研究或许会从中引出心/脑合一的假设。共时性研究当然不能以此为据，而是要考察词源学/发生学揭示的现象在经过数千年历时演变之后是否仍然存在。我以为仍然存在。现代汉语的常用表达方式“我心里想”便是有力的佐证。此句直译成英语“Ithinkinmyheart”就莫名其妙了。转换为结构分析，可以认为：汉语“思”在其所属的聚合段内，或强或弱地将英文的think/thought和feel/feeling凝缩为一个词（语素）。于是，区分心/脑、理智/情感的两种词（语素），在聚合段内失去了形态学的区分。语义学只告诉我们“一词多义”；语形学即结构分析则告诉我们“一词多义”如何是可能的，尽管后者要通过语义分析的渠道才能进入结构。将《静夜思》译成任何一种欧洲语言时，我们无法避开汉语“思”的形态学特征带来的问题。
德国汉学家顾彬(WulfgangKubin)在《关于“异”的研究》一书中辟出专门一章来讨论《静夜思》与德国诗人艾兴多夫《月夜》的区别。他先将“静”锁定为形容词，然后将全诗的基调理解为“冷静的陈述”。这也就为“思”定了性：与脑与理智相关的语言符号。然后，他又以准数学公式为工具，来证明《静夜思》的审美意蕴如何不同于欧洲浪漫主义传统（顾彬，1997）。如果按此基调将《静夜思》译成德文，恐怕会将英译本中尚可找到的情感成分涤洗得一干二净。与之相反，英译本添加了一些汉语原文中没有的饱含情感的表述：“多么明媚”(sobright)，“一池月光”(apooloflight)，“为乡情所淹没”(inhomesicknessI’mdrowned)。这些由译者编造的意象，是为了满足接受美学所言的英语读者的“期待视域”。对一个汉语读者来讲，“思”既没有华兹华斯(Wordsworth)所要求的“强烈情感的自发漫溢”，也不讲究18世纪新古典主义推崇的“巧智”(wit)。原文中只有传统水墨画似的“虚”（地霜）和“实”（月光）的对衬。在西方智性传统中代表了思想和理智的“头”，曾两次按西方哲学家/思想家的行为模式运动（“举头望”和“低头思”），似乎为“冷静的陈述”提供了根据。其实，在虚/实的画面中，“头”的两次运动只不过完成了从语言符号到文化符号的过渡：明月（实）暗喻合家团圆，地霜（虚）暗喻清冷孤寂。心/脑或理智/情感在虚实对衬的画面中阴阳互动，使“思”的清醒（理）和冲动（情）不显痕迹地揉合在一起。这个由语言结构提供了必要条件并获得文化符号学支撑的意境，又如何能转换成欧洲语言呢？
3.小结
本文没有建构任何可具体操作的翻译理论，而只是通过“不可译性”的论证来确定翻译理论的性质和边界。科学认识论的宗旨是为人类认知能力设限划界；翻译理论亦然。
本文首先区分了翻译研究中经验和先验两种进路，认定只有后一种进路才能通向翻译理论。本文又区分了先验进路涉及的四种必要条件，并进一步区分了语言的必要条件和非语言的必要条件，认定前者为最基始最具先在性的条件。笔者顺应现代语言学理路，认为语言的必要条件即结构指向了语言符号的聚合关系。《静夜思》个案分析表明聚合关系转换的不可能性从而论证了不可译性。
在哲理层面，不可译性与康德意义的“自在之物”相关。乌托邦翻译观要进入“自在之物”并认识和把握“自在之物”。反乌托邦的翻译观则不承认“自在之物”，只有现象界内的不断地“再创造”。从诠释学角度审视，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均属“过度诠释”。11任何一种翻译理论的建构，只有恪守认识论立场，才能避免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两种极端。在文化批评实践中，不可译性与“他者”或“另类”(theother)相关。将“他者”归约为“同一”(theSame)，遂有文化帝国主义；极端文化多元论则将异类文化的“他者”视为“我”的不断创造。一元论和多元论的共同点是：以规则的含义——普遍规则或独特规则，来宰制作为经验个体的“他者”。文化多元论既可以抵制文化帝国主义入侵，又可以为本土的专制主义辩护，其秘密就在于此。本文未加阐述的第四个必要条件涉及到语用事件的不可重复和不可译，对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有重大意义：每一个人及其经历的每一个语用事件，都是一个“他者”，要承认和尊重其不可译性。语言结构和个人化语境，在四个必要条件中分属最稳定和最不稳定两端，不可译性则是它们的公分母。
注释
1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在此之后约十年内公开发表的重要论文，可参见《翻译新论》，杨自俭等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新论所收的论文大多注重翻译行为，先验意识尚弱，尽管乌托邦色彩已淡出。
2“临在性”乃海外新译。中国大陆通常译为“内在性”，易引起误解。“内在”与“外在”相对；“临在”与“超验”相对。“临在”的通俗解释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即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每一处；因此，它与经验相关，但又不等于每一次经验。老子的“常道”，就是一个临在性概念。“超验”指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上下文。传统基督教神学的一个基本信条是：上帝既是超验的又是临在的。笛卡儿之后，超验维度不断被削弱。认识论和语言学只涉及临在性问题，不讨论超验问题。终极关怀或乌托邦，因处于人类经验之外，是理性为满足自身需要而提出的问题，已超出了人的认识能力，所以也归于超验。康德的“物自体”（“自在之物”）属超验范畴。黑格尔之后的本体论打掉了“物自体”，为偷贩超验开了方便之门。
3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含义是清楚的。分析法则不然。近代认识论之后的“分析法”，康德有一个界定：“分析法和分析命题完全不同。分析法的意思仅仅是说：我们追求一个东西，把这个东西当成是既定的，由此上升到使这个东西得以成为可能的唯一条件。在这种方法里，我们经常只用综合命题。……不如把分析法叫做倒退法更好些，这样它就同综合法或前进法有所区别。”倒退法又称“回溯法”。康德用分析法追出“先验范畴”；索绪尔用分析法追出“语言”（lalangue）。寻找必要条件的先验进路，采纳的是分析法。参见康德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译文，p.33，商务印书馆，1997年。
4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认为：神话(myths)同时兼有“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非历史性”(ahistorical)和“历史性”(historical)等双重性质，从而在第三个层面自成一体。这就引入了非结构性问题，返回到集历时和共时为一体的lelangage，而他的神话分析却又集中在结构(LeviStrauss，1955)。如果说作为一个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原则时出了偏差而受到责难(Culler，1975:40-45)，那么，利奥塔(Lyotard)的后现代社会语用学则公开抛弃了“语言结构(lalangue)，理直气壮地返回“语言”(lelangage)(Lyotard，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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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郑敏.语言观念必须革新[J].文学评论，1996，（4）.
王树仁.喻柏林.传统智慧再发现（上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7、25、28、29.
7刘逸生.诗的七巧板结构[N].羊城晚报，1997-12-14（17）.所举之例可归于“部分改变词序”，其中涉及杜甫的《日暮》，常建的《落第长安》，李商隐的《锦瑟》和《无题》，柳宗元的《渔翁》，杜牧的《清明》等。叶维廉在《中国诗学》[p.15，p.27-p.28，三联出版社，1992年中引用了近人周策纵的旧诗，则是“彻底改变词序”的“字字回文诗”.五言四行共20个字，排成一个圆圈；从其中任何一个字读起，顺不同方向，按五言四行断句，获40首格律诗。任何句法理论都无法解释回文诗之所以可能的必要条件。回文诗的灵活性来自汉语聚合关系结构的独特运作方式。
8在《汉语思维/审美问题的语言学探究》和《重返结构》两篇文章中，我都引用过《静夜思》。本文再次引用该诗作个案分析，修改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前两篇文章从句段展开再涉及聚合关系，没有突出聚合段的先在性。另外，《重返结构》多次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调情”，对结构问题的正面阐述未能理直气壮。本文对当代批评理论反认识论情结的再批评，也是对前两篇文章的反省。
9转引自许渊冲.SongoftheImmortals[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4.
10德里达在“LettertoaJapaneseFriend”中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此立场：“Allsentencesinthetype’deconstructionisX’or‘deconstructionisnotX’，apriori，missthepoint，whichistosaythattheyareatleastfalse.Asyouknow，oneoftheprincipalthingsatstakeinwhatiscalledinmytext‘deconstruction’，ispreciselythedelimitingofontologyandaboveallofthethird-personpresentindicative:SisP.”转引自ChristopherNorris.Derrida[M].Fontanapress，1989.20-21
11艾科(UmbertoEco)对“过度诠释”的批评，实际上预设了作为“自在之物”的文本之存在。卡勒(JonathanCuller)为过度诠释的“辩护”，也没有否定“自在之物”。艾科的符号学理论和卡勒的文学批语理论，都采用了认识论先验进路，有别于乌托邦/反乌托邦的“过度诠释”。参看StefanCollini主编的《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三联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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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篇3
关键词：语言使用；全球化；外语国家；理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2—0078—03
一、全球化环境下语言使用研究的习得取向
（一）使用研究结合习得理论的思潮回顾
回顾语言使用研究的发展历史可见，这一观念带来的不仅是社会与自然科学学科视角的日趋完善，也是语言学与相关学科的融合与进步。Vershueren的语境顺应理论与Sperber，D与D.Wilson关联理论表明语境有赖于使用者的认知选择与互动生成，同时话语语言学与批评语言学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赋予了语言不同的意义潜势与话语权力潜势。人们对于语言现象的认识从独立的外在对象转向了考察其自我生成。主体与话语的相互建构作用颠覆了理性主体主义哲学对于语言的基本论点，理性的规范与形式的演变之间体现出一种内在的互补、一致关系。这反映了分析哲学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语境、使用等语言学话题的认识走向现实，面向语言习得的使用研究成为应有之议。在教学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语境中，学科的框架提供的不再是规定性的界限，而更成为自组织的拓扑结构，由此推动语言使用理论发展也具有了更具体的实践意义。
应用语言学对这一问题的跨学科观点尤其具有代表性。一方面，不同的学派基于对学习的不同认识，表述了对语言使用的不同理解。社会文化视角研究在维果斯基教育理论与巴赫金的语言哲学思想基础上，通过将语言的思维过程作为教学的依据，使研究呈现出一定后现代解构主义“语言转向”的特征。几乎继起的复杂语言观和生态教学观突出了语境使用复杂、动态性的一面，认为语言教学涉及的认知、发生问题，包括具有自组织特征的社会文化环境与认知心理对对语言使用的生成作用是语言教学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尤其使用本身或生态观所论证的符担性，而非功能表象才是语言学研究的本质对象这一点，成为它们的主要论点。而另一方面，学派之间的分歧如Lantolf所见主要仍在于一些概念模糊与角度的不同，其基本的特征，包括将社会环境结合到二语发展过程的观点，及它们在二语理论中所处的地位、跨学科的视角等都是一致的。这两方的论述体现了二语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因果联系、语言机制是否天生等问题的不同看法带来的矛盾，成为应用语言学领域不仅面对语言其它的分支缺乏充分的说服力，而且自身观念不一的原因之一，它们也正是后现代相对主义思潮冲击下，语言学理论领域所普遍关心的。
语言使用视角的重要性已成为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不仅体现在如H.Widdowson、BygateMartin、Lantolf等语言学家关于应用语言学相对于语言学的学科界限的分析中，也体现在语言进化研究的论断中。如DanSperber等认为语言的进化应该系统考虑语用维度的作用，即语言与人类早期幼稚心理的相互作用。经验的规律性与语境的相互作用是语言的推理及演变得以进行的基础。DanielDor和EvaJablonka提出语言的发展先于基因的改变，语言的演化受制于人们面对新使用的学习能力，或认知的可塑性。包括语言结构演变的主要动因问题，如GabrieleDiewald认为语法化不是语言演变中的某一过程造成的，而是体现为一定形式、语义与语用过程加上一定演变趋向的共同作用。这些研究充分表明语言使用与习得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尤其当它们结合在一起产生的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与价值选择的需要对于关心社会精神面貌与文化自我意识的教学者将具有深刻的意义，引导我们探讨文化语境带来的更深内涵。
（二）习得的重要语言地位与全球化语境下使用视角的必然性
语言习得研究通过考察与教学相对的学习方面，使语言学理论在教学领域得以延伸。因此它构成语言使用的一个特例，即语言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从而使我们的视线转向学习的主体与语境的初始地位，以及环境的多变性蕴含的可变性，获得了相比更为突出的多学科特征。在理论繁荣的全球化时代，习得认知过程成为语言使用的重要风向标之一，尤其体现在它对语言面貌的形成带来的广泛影响。追溯战后独立国家的语言使用状况，包括国家开放或封闭的政经政策带来的影响可充分展示这一点。对教学而言，内圈、外圈与扩展圈的差异无形存在着，我们无法忽视学习圈属性决定的“个体媒介”的作用。在大脑科学、生物、考古以及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参与下，习得是一个对于语言进化演变、国家语言战略、语言教学过程以及个体全面成长具有重要权重的研究领域。这一研究有助于将语言的发展、规划与进化联系在一起，涵盖并透视语言系统、语言现实、语言环境、语言主体之间的共时与历时关系，形成更具生态伦理的语言研究图景。
语言的使用研究建立在对于语言运行机制的本质认识基础上，与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共同发展。当我国信息社会思维观念日趋宽容，使用的研究更趋于具体深入与个性化，专业知识面对学习者的大众化直觉更觉难以尽言，妨碍双方合理观念的形成，造成自我身份的混乱。此外，传统的观念也在经受着物质文化与对外交流的双重冲击，显得不合时宜，语言交际法部分在缺乏共同语境基础上不能得到实现。由此，探讨在全球化国际语言使用环境制约下的我国二语习得与教学现状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本文试图表明使用研究传统以其对认知系统性与重要性的突出关注将与语言习得为基础的教学领域更好结合，引导人们探讨教学领域的复杂关系中作为一个外语国家的教育者与研究者需要的合理视角。
二、语言使用的认知重要性与教学的复杂性
（一）认知的系统性、重要性与语言理论的发展
语言使用研究的理论意义，包括对于功能目的、认知以及语境、意识形态因素的关注，体现在它作为建立在功能主义基础上的理论体系相对于心灵主义更为典型的认知“系统性”以及由此体现的“认知重要性分配”取向上。这部分反映在教学研究领域最初笼统观念的进一步得到深化的趋势，体现认知复杂性下理论选择的多样性。学习中的社会环境问题等应在语言研究的体系中获得科学的重要性而不能脱离研究传统，二者背后基于形式化与哲理化不同认知体系的分歧在语言研究体系中不应有根本的冲突。作为语言学研究，应认识其目标就是“揭示经验中不直接存在的关联，并为此建立一系列学科概念与程序”，这也许就是如Lantolf指出的关注现实经验的社会文化理论思潮虽然领先传统语言学对社会文化条件加以考量，迎合了全球化语境下的思维变革的需要，却从没有获得与二语习得理论“并驾齐驱”的地位的原因。
NicholasRescher认为基于认知需要的系统性，我们对于世界的哲学认知同样也需要关照整体性、连贯性、系统性与和谐性，以保证其经济性、完整性与合理性。所有基础性的认知都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整体密切相关，而哲学观念随之而改变。正如李恒威所说，“认识的真理性不是在认识的范畴里由论证来保证的，它最终来自于我们联系世界的结构性实践”。语言学一直以来尊崇的形式化的研究传统沿袭的是科学理性的思路，是如N.Rescher所言的将认知的系统性与简洁性视为最高目标的，因为这包含了对事物可知性的最好描绘与把握。这也意味着它的理论包含的不仅是描述性更是解释性的内容，将方法论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这不等于它排斥细节，归纳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细节的认知基础上的创造。认知需要的和谐性决定着一种研究对其它类型的理论不能采取包容的态度，这是因为选择何种观点涉及科学重要性的分配与体系的建立。由此语言学理论的开放性与具体性需要从本身体系的理论认知框架出发。当理论可以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语言可知的特性，与研究对于认知简洁性的追求当将在语境支配下对认识产生决定作用。
（二）外语语境下探讨认知复杂性及重要性的意义
DianeLarsen-Freeman归纳了语言及习得的复杂、非线性系统的十余个特征，包括动态、复杂、非线性、混乱、不可预测、初始状态的敏感、开放、自组织、反馈性敏感、与适应性等，被广泛认为是恰当的描述。教学中的使用存在着混乱复杂的特征，这与习得涉及复杂的认知主体与环境因素是分不开的，而且教学也日益接受这一特征的意义。语言使用视角促使我们关注教学现象之后的推动力，关注目的与功能作用相关的特定社会文化语境问题。使我们从理论角度认识教学复杂性从属于认知复杂性与重要性的特征。我们应该认识相比先前的国际环境语言教学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关注语言文化语境与认知发展的关系。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外语国家教学的特点，在面对教学观念分歧时进一步形成具有认知合理性的教学理念。
首先，语言教学双方应该充分认识专业化认知方式的意义，认识这是教育这人类第二次社会化过程的必然阶段。人们认识到在教学中关注功能与交际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语言应该真实而且有意义的原则，而是与学习者的认知建构结合在一起。依托专业化的教育方向因此在外语国家有限的教学条件里能够更好地发挥其组织、评价与合作等工具性职能。认识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学习者能力的形成，也有助于语言教学理论的探索，是更加清晰地探讨教学与社会、教学者与学习者等一系列话题的基础。
其次，有教育研究者指出我们的教育缺乏具有文化特色的价值观研究，课堂管理应该充分认识文化价值引导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关注认知过程的文化身份问题。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方式在面对信息爆炸的冲击时是去芜存菁还是兼收并蓄；是让世界走向中国，还是让中国走向世界，这些问题对于语言教学领域具有直接的意义，决定着学习者是否能够以正确的胸襟对待全球化的文化环境，把握时代的脉搏。只有在教学中提升文化价值观念的意识，才能理清教学的复杂状态，引导我们建构更加持续发展的教学环境。
最后，学术研究反映语言研究的前沿成果，应该认识自身在知识文化中的作用，与教学形成良性循环。外语的教学经历了近百年的变迁一直深受国家地位与处境的影响，表明我国的教学与其它的扩展圈国家一样受到多重教学条件与教育观念的制约。认识习得的复杂性，发挥研究的认知作用将引导我们认识现实与理论的差距并寻找出路。因此学术领域本身涉及到认知重要性取向的问题，需要对外语国家教学文化的洞察力与关注，更好地平衡自身的角色，形成积极的创造氛围。
三、探索具体外语国家语境中使用研究的理论内涵
（一）认识语言学科间的特征区别
应用语言学从语言在实用领域的使用获得了存在的意义，不得不更切实涉及语言的复杂性问题，认识自身与语言学本体研究的理论差异与联系。它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象发生的实用性的转向，这解释了它的跨学科取向与实践意义。理论是专业化的基础，教学者应认识到不同的语言理论存在的区别与联系也来自内部的关联性，而这一关联性主要来源于研究的认知性与系统性。因此我们需要研究使用的具体社会文化语境，使其更好服务于教学。
（二）维护语言研究系统科学理性的前提
思维的建构离不开语言，使用使包含于人们潜意识中的因素发展成为新视野的起点。习得研究一方面表明失去科学的支撑，世界会陷入不可名状的怪圈。依附于系统性、抽象性、认知性并建立于通行的规范上，面向语言使用，诸如学习者的社会文化特征、认知表现、教学管理等总是同时关注现象与其认知本质以提供理论的基础，深入理论的建构体系，体现人文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三）倡导学科兼容性存在的意义
SusanGass和LarrySelinker在论及二语习得与语言学的“双向性”时指出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语言学（或任何其它相关学科）都必须与第二语言中的发现相结合，因为第二语言也是人类生成的系统。语言使用是生活在复杂网络中的人们在理性认知与行动能力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的。人类认知能力的相似性是理论兼容性的基础。涉及复杂语言文化语境时，教学者更需要认识这一兼容性需要的宽容、理性的态度，在扩大自身国际性视野的同时做出正确的价值导向。
（四）深化语言的哲学发展意义
使用的兼容性也是一种包容性。当维果斯基的言语思维研究的重要性从理论上补充解释了思维受制于语境的特点或者它的语用性，使用进一步体现了语言、思维与世界的关系与评价的复杂性，以及当遭遇应用领域时选择与整合认知角度、发展理性认识的必要性。它帮助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深入具体语言文化语境以认识语言研究中多重历史的合力的作用方式，借助于科学的思维方式提升我们的哲学认识。
[参考文献]
[1]JamesLantolf.LanguageEmergence：ImplicationsforAppliedLinguistics-aSocioculturalPerspective[J].AppliedLinguistics，2006（04）.
[2]NicholasRescher.CognitiveHarmony[M].Pittsburgh：UniversityofPittsburghpress，2005.
[3]H.Widdowson.OntheLimitationsofLinguisticsApplied[J].AppliedLinguistics，2000（01）.
[4]李恒威.生活世界复杂性及其认知动力模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篇4
[关键词]过渡文化；过渡语；系统性；动态性；僵化
[作者简介]赵凌，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助教，浙江杭州310000
[中图分类号]H01；G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07)10－0123－06
一、文献综述
(一)过渡语理论及其研究现状
随着社会交往的进一步深化，持不同语言的群体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必要，外语的学习也成为一种必需。但是随着现代语言学的迅猛发展，有些学者发现，外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既不同于其母语又不同于其目标语的个人独特性语言，LarrySelinker(1972)提出了过渡语(inter－language)的概念。
从1972年过渡语概念被提出，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30多年中，过渡语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为了纪念科德(S．P．Corder)教授光荣退休，出版了《过渡语研究文集》(1984)，反映了当时了当时研究的最新成果。
科德(corder，1981)出版了他的《错误分析和过渡语》一书，共12章，涉及学习者错误的重要性，个人特异方言和错误分析；语言学习者语言的描述；学习者错误研究中解释的作用；错误分析和纠正教学；过渡语的启迪；过渡语的研究；等等。该书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过渡语的理论以及过渡语有关的错误，集中反映了科德的过渡语观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过渡语的研究更加趋向深入，Selinker(1992)出版了RediscoveringIn-terlanguage，研究了过渡语的起源和发展，跨语言系统的单位等等；GabrielKasper和ShoshanaBlum-Kulka在1993年编辑出版了InterlanguagePrag-matics，认为过渡语语用学是跨学科的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分支。
国内研究过渡语起步较晚，最早引进过渡语理论的是鲁健骥，他在1984年发表了《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引发了一系列对汉语偏误分析的研究。中国外语界对过渡语的研究比对外汉语教学界要晚些，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黄健玲在《中介语石化现象分析》中提出僵化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语际迁移、语内迁移和交际策略；殷泽生在《中介语石化现象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中认为，僵化同学习者内在因素有关，主要是年龄因素和缺乏与目的语文化融合的欲望；司联合2004年出版了《过渡语与语言教学》，详细总结了国内外过渡语的研究状况，并详细讨论了过渡语与语言教学的关系。
(二)过渡文化的研究
随着过渡语研究的发展和过渡语理论的不断深入，过渡语理论不断被运用于语言学及外语教学各个方面，一些学者把过渡语理论应用于外语文化教学和跨文化交际领域中，并提出了过渡文化的理论(国内有学者也称“过渡文化”为“中介文化”)。国内学者王建勤在《跨文化研究的新维度――学习者的中介文化行为系统》中，率先提出中介文化的概念，论证了中介文化在当今时代的研究意义，并谈到中介文化产生的几大过程。但却未对这几大心理过程作进一步详细解释，特别是在文化适应方面，没有细谈文化适应后产生的过渡文化；国内跨文化交际研究方面的专家顾嘉祖在其《语言习得与文化习得》一文中在文化习得的大研究背景下谈到了过渡文化，提出过渡文化是第二文化习得的一个过程，并提出“文化临界期”假说。
两位学者在过渡文化方面的研究可谓开国内的先河，为文化习得和文化教学提供了非常实用的理论基础，但在过渡文化方面的一些详细问题，如过渡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以及过渡文化的共时和历时状态的区分，学者们都没有进行详细讨论。
此外，我们在中国期刊网以“过渡文化”和“中介文化”为关键词查找1994－2007年的论文，结果总共发现两篇文章；而以“过渡语”和“中介语”为关键词查找时，总共有520篇文章。这些数据也许不应作为目前研究现状的全部依据，但足以证明，过渡文化是目前迫切需要探讨又研究得很不够的问题。
因此，过渡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对于文化习得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对于文化教学的规范，对于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过渡文化与过渡语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谈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笔者认为，语言不单单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文化一个非常特别的组成部分。无疑，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著名人类语言学家Boas也曾说过，语言反映文化，文化决定语言，但是语言在文化中地位却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之一。如著名的Sapir―Whoff假设，其中的语言可以影响文化却不能决定文化的观点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语言可以深入文化的内核，对文化进行深入的阐释，语言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可以继承文化、描写文化、评价文化，通过语言，人们可以了解一个文化的特点；语言还是文化用来影响世人的工具，语言是社会化的强大力量。
作为文化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看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语言与文化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
(二)过渡文化与过渡语
1．过渡语
过渡语是个不同于母语和目的语的独立的语言系统，这一概念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意思是指学习者语言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的静态语言状况；第二层意思是指学习者从零起点开始不断向目标语靠近的渐变过程，也就是学习者语言发展的轨迹。如果我们可以借用“共时”和“历时”这两个语言学术语来说明这两层意思的话，那么静态的语言状况相当于“共时”，而动态的发展过程相当于“历时”，过渡语理论要研究的是这个“历时”的动态过程。很显然，这种“历时”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共时”的描写基础之上。
2．过渡文化
关于过渡文化，参照王建勤(1995)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把“过渡文化系统”定义为：第二文化习得者特有的一种文化系统，它既有别于习得者的第一文化系统，也不同于第二文化系统，但它带有上述两种文化的特征。为了更好地对过渡文化进行解释，我们画了两张图表：
表示在文化习得过程中，过渡文化是文化
习得过程的必然阶段，任何文化习得的过程都是过渡文化的习得过程，图l的过渡文化相当于“历时”。
表示的是过渡文化的组成，过渡文化带有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特征，但又区别于两种文化的过渡文化状况相当于“共时”。
正如前面论述的那样，我们主要是要研究过渡文化的历时状态，但过渡文化共时状态也同样重要，因为历时状态是建立在共时状态的基础上。本文除从过渡文化的历时角度论述了过渡文化的特征外，其他处谈到的过渡文化均指的是共时状态下的过渡文化。
三、过渡文化的特征
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以及过渡文化与过渡语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过渡文化与过渡语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同时，过渡文化与过渡语又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因此，在过渡语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着对过渡文化假设进一步阐释和完善来解释有关过渡文化的特征问题。我们认为过渡文化作为一种存在于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文化，主要有三个特征。
(一)系统性
早期的过渡语理论普遍认为过渡语具有系统性。Corder将学习者的偏误分为系统偏误与非系统偏误，而系统偏误反映了学习者的内在大纲，因而学习者的语言系统具有系统性；Nemser认为学习者的近似系统，表明这一系统具有系统的内在一致性；Selinker认为，以潜在的心理结构为基础的理论建构中，学习者的语言行为或行为事件是可以预测的。由此看来，过渡语的系统性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在如何看待过渡语系统性这一问题上，学者们却有不同的看法。Selinker，Swain和Dumas在阐释过渡语的系统时指出，系统性不是指在特定情况下根据语法规则可预测到的语言特征，而是指这些语言特征显示的可辨认策略，如母语迁移、目的语规则泛化以及简化策略等等。
在此，我们无意卷入系统性问题的争论，在系统性问题上我们理解为学习者行为(包括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的可预测性。
过渡文化的系统性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1．母语文化的依靠性
过渡文化的产生通常就依赖母语文化，即许多过渡文化都能在母语文化中找到原型；同时，在目的语文化的接收和理解方面，也会因为受到母语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受到母语文化的“过滤”。王建勤教授(1995)曾经给过下面两个例子：
例1当一位老师在讲解旧社会地主如何欺压、剥削贫农、百姓的课文时，一位外国学生评论说：“我们国家的地主比中国的地主好。你们国家的地主不好。在我们国家，我们都是地主。”
例2当老师讲到杨白劳被迫在卖身契上画押将喜儿卖给黄世仁时，这位外国学生接着评论道：“老师，喜儿结婚和她的爸爸没有关系。她应该自己找丈夫。”
王建勤教授进而对此进行分析：在例l中，外国学生之所以将旧中国作为剥削阶级的“地主”和他们国家一般土地拥有者混淆在一起，一方面是因为教学上的误导，比如生词表中把“地主”简单地直译为“land-lord”，而没有同时将这一概念在旧中国特定的政治含义和历史背景向学生进行介绍；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简单的对译，诱使学生将两种带有根本差别的事物去类比，这种类比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认同”，这种心理认同的特点是求同排异。换言之，学习者的“母语过滤器”将文化差异之处“过滤”掉了。因此，这种过滤过程是以学习者的心理认同为基础的。
例2中，外国学生为喜儿鸣不平，是因为对旧中国劳动人民被迫卖身为奴的历史背景缺乏了解。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者文化解码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呢?由于两种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外国学习者很难找到历史与现实、不同国度的两种文化的相同点。也就是说，无同可认。学习者便用其母语文化的观念对目的语文化进行解码。因为两种文化背景的冲突，使学习者无路可走，他们不得不按照母语文化的模式生搬硬套。这样一来，经过母语文化过滤的目的语文化便变了形，变得面目皆非，造成与目的语文化理解的障碍。按照Brown(1980)的说法，学习者要正确地理解目的语文化，必须“再调节”理解的过滤器。
在这里，母语文化过滤器在某种程度上，间接说明了文化习得过程中，文化习得者对母语文化的依赖。
2．目的语文化的不可接近性
介于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过渡文化，具有永不可接近目的语文化的性质。国外有学者曾经研究过过渡语的僵化现象，认为作为与语言紧密相连的文化，语言的僵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的僵化。我们在此先讨论目的语的不可接近性。
我们认为，过渡文化不可能与目的语文化相交，即第二文化习得的结果永远不可能是目的语文化，而只能是过渡文化。跨文化研究学者顾嘉祖关于“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现象的论述可以说明为何目的语文化是不可能完全被习得的。他提到，我们在中餐馆用筷子用餐，换个地方，到了西餐馆，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改用刀叉。但是“中心文化”则往往与我们的“文化身份”(cultureidentity)紧密联系，很难随着场合变化而改变，例如我们的友谊观、荣誉观、正义感等不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而Libben&Linder也曾以下面的例子作过形象的描述：美国人知道，在他们的文化里，用手去捞汤里的菜吃属于被否定的行为。他们同样知道，吃人在他们的文化中也是被否定的行为。同样是两种被否定的行为，其间却有着重要的差别；一个美国人到了国外，也许出于尊重当地习俗的礼貌，他会像当地人一样去捞汤里的菜吃，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会同样“人乡随俗”地与食人族一样，去吃人肉。
以上例子或许有些极端，但却有效地说明，文化是有中心和边缘之分的。中心文化始终受着母语文化的影响，这也制约了目的语文化的不可接近性。
根据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现象，我们可以明白，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流势必会产生过渡文化，但过渡文化不可能完全与目的语文化完全相同，过渡文化受着母语文化中的“中心文化”的影响。
(二)动态性
关于过渡语的动态特征的假设，Adjemian曾提出“可渗透性”(permeability)观点。按照Ad-jemian的观点，过渡语的可渗透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母语规则向过渡语系统的渗透；二是目的语规则的泛化。母语规则的渗透以母语规则的“入侵”为特征，目的语规则的泛化则以目的语规则的扭曲或变形为特征。司联合对可渗透性这个概念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这个概念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所谓“可塑性”，就学习者的整个语言系统而言，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二是“可渗透性”，渗透是指规则的渗透，表明过渡语系统的开放性。总之，无论是可塑性还是可渗透性，都是过渡语系统动态特征的表现。
过渡文化的动态特征主要体现在过渡文化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动态特征主要归于以下两
方面的原因。
1．发展性与多变性
顾嘉祖曾提出文化是一个难以把握的范畴。他提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这一范畴往往与以下概念相联系：身份标志、差别、权力、话语、对话以及无分界性(unboundless)、不稳定性(insta―bility)、混杂性(hybridity)、异质性(heterogeneity)、多元性(plurality)等等。而基于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上而产生的过渡文化(上一章已论述)自然是随着这两种原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有些学者认为，文化还应该分为“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前者指已经过去的文化，是一个静态的凝固体；后者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流向。作为一个“静态的凝固体”，如以前中国旧社会中女子要缠足等一系列都是故去的文化。同样，“经济利益的驱使，使人们思想观念大转变。以前，中国人在人际往来中，以情为重，不愿谈钱；现在不少人已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觉得礼尚往来，谈钱很正常”。可见，以过去的一些文化看现在是不足取的，在跨文化交流中，过渡文化必然也是随着文化的变化而改变。
2．文化习得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
Hall，E认为，文化存在于两个层次中，公开的文化和隐蔽的文化，前者可见并能描述，后者不可见甚至连受过专门训练的观察者都难以察知[13](P65)。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人存在曲解。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在《风俗论》一书中就指出：“我们严重曲解了中国人的习俗，因为我们按自己的标准去判断他们的行为，我们抱有偏见，它来自我们关于世界起端初始状态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很值得争议。”
西方人早在200多年前就意识到对一种新文化的认知会产生一种基于自身文化理解基础上的过渡文化，同时还意识到要真正理解这种新文化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我们不难推断，在伏尔泰指出文化理解上的问题之后，会有许多人修改自己的观点，并试图不曲解中国人的文化，但正如上一节论证的那样，他们始终不可能完全到达目的语文化，只是随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逐步认识，在交往方面，他们会使用一种更为双方接受的过渡文化。
(三)“僵化”性
僵化现象本来是学者用来描述过渡语稳定性的，它一方面指过渡语在总体上总也达不到母语完全一样的水平，另一方面指学习者在语言的某些形式，如语音和语法项目，学到一定程度就进入平台期，就停滞不前了。一旦过渡语的渗透性消失，它的僵化特征就出现了。
Lenneberg在神经生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颇大的语言习得的“关键期假说”，其主要观点是：从两岁开始到青春发育期之前，人的大脑具有可塑性，语言习得可以达到本族语那样完美的程度；而一旦过了这一时期，大脑语言功能的侧化(1ateralization)已完成，语言习得将很难达到本族语那样的程度。
Selinker认为僵化“也许是最关键的事实，任何充分的第二语言学习理论都必须重视它”。因此这是过渡语又一个独特的特征。僵化形成的原因在心理学上可以归纳为三点：(1)学习外语的成年人大脑灵活性的减退；(2)成年人发展抽象思维，对目的语归纳不正确；(3)语言“自我”造成了对目的语“移情作用”的阻碍。这与有些学者提出的临界期的假设有一致性。过了临界期，人们头脑中的普遍语法就表现为母语的语法形式，语音也相对固定下来，母语不出现的其他音也由于不用而减退，致使人们以后再学这些音时，不能准确地发音。这也部分说明了过渡语永远不可能达到目的语的水平。
而过渡文化的僵化现象，一方面是从过渡语现象上衍生的假设，另一方面，国内学者也曾就文化僵化现象进行过论述，认为第二文化习得同样存在一个“文化关键期”，即在青春期之前，第二文化习得能够比较成功(如许多移民的孩子所做到的那样)；而过了青春期以后，年龄越大，第二文化习得就越困难[91(P149)。他们从社会心理学方面得到证据：到青春期，习得者的第一文化系统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尤其是“中心文化”部分，在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气候的文化习得只能是将新的知识融人这个业已存在的系统的过程，习得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而在青春期之前，习得者的文化系统尚未完善，“中心文化”尚在调整中，可塑性很大，第二文化习得自然更容易。
需要指出的是，过渡文化的僵化并不指过渡文化的一成不变，正如上面讨论的那样，过渡文化是动态的，它的僵化只是因为成人错过了“关键期”后在习得目的语文化时候的缓慢过程，但随着认知的发展，他们会进一步了解目的语文化。
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篇5
关键词：语言论转向语言透明性语言人文性
一、从“认识论转向”到“语言论转向”
漫长的历史沿革中，哲学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的转向，但是不管是在怎样的认知系统，语言都被置于同样的位置：语言是“器”，是表达，传递思想观念的载体，是从属于人的工具。语言作为附属于人的第二性存在。回望西方思想发展史，不管是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还是开端于笛卡尔德认识论哲学，都渗透着这种传统的语言器物论。
但西方哲学发展到二十世纪，事情悄然发生变化。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兴起与索绪尔的共时结构语言观不无关系。正是索绪尔使哲学对语言的注意转向了语言结构本身：他彻底地回到对语言自身的分析，虽然是一种关系式的、网络式的，但确实为颠覆渊源有自的语言器物论理解铺设了基础。真正的转向发生在以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海德格尔(Heidegger)等为代表的哲学家这里。他们致力于从语言的角度思考哲学本身的危机，将语言本身作为思考对象和存在的家园。当哲学回到对语言本身的发现和思考，人们看到：“人永远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人只有归属于语言才能认识世界，才能开口讲话。哪里有语言，哪里才有世界。”(申小龙2003：17)世界是由语言规定的，语言才是世界的尺度，通向世界的道路只能诉诸于语言才能抵达。人是“语言的”存在者，当我们说一种语言的时候，我们只是不断地在追寻着语言，跟在语言的后面亦步亦趋，是语言“给出”我们存在，是语言在“说”我们。人。永远不可能站在语言的世界之外看世界；人，永远只能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因而。语言不再仅仅是表达、交际的工具，而是存在本身，从而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二、“语言论转向”背景中的现代语言学研究
现代语言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关注语言的结构、普遍规则、语言的透明性。而不是语言和人的水融，更不是语言的人文特质和语言背后强大的文化支撑。从索绪尔开始，就抛弃了语言的隐喻性，更抛弃了语言的人文性，而选择了语言的透明性。索绪尔区分言语体系为“语言”和“言语”，造出了一个理想的“语言”。以此“框架”复杂的言语现象，将对语义的理解限制在形式化的一目了然的透明形式体系里。索绪尔悲壮地把语言研究的任务定在“语言”这端，而将现实、日常世界的丰富的、形式多样的个体言语彻底剔除，将语言的外部要素，包括语言与民族、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语言与地理等等的关系彻底剔除，过分地强调抽象，与我们日常社会生活没有任何关系的语言模式。从而给语言学留下了一个理想的、纯粹的、看似更便于研究的语言世界。也许索绪尔及其追随者会争辩说。言语是露在水面上的冰峰，语言才是海面下支撑言语的大山，语言学家要做的就是将难以触摸到的语言规则描绘出来。这一规则是对言语的超越和整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种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索绪尔1999：38)
但是，这种从所谓科学的分离中得到的孤立的、超越时空的语言结构是可信的吗?我们所进行的语言实践难道只是在实践着的语言模式吗?我们的创造力躲到哪里去了?为了得到理想的、纯粹的语言学知识，而抛弃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结构主义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语言的真实呢?毫无疑问。结构主义的方法为了得到超越时空的语言共时结构而忽略了动态的社会和与语言水融的文化以及语言性的人，这是本末倒置的行为，无异于杀鸡取卵。
理性孕育的“科学时代”在不断的发展中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从尼采开始高呼“上帝死了”开始，非理性主义哲学开始大行其道，感性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在二十世纪西方思想“语言论转向”的背景下。人们对语言、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就不再可能以把语言只当作思维工具的传统方式进行了。语言学家们不该再像笃信科学理性的实证主义者那样。希图建立可靠的科学的、普遍的语言模式，以准确描述、传达、继承人类的精神成果。经历了二十世纪“语言论转向”的思想洗礼，我们必然要抛弃以往顽固的工具理性：必然把人置于语言中。我们逐渐认识到：“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与人相互依存、相互阐释。我们通过语言来认识、理解世界，我们在语言中思考并作出判断，我们离开语言感知不到自身的存在，我们的语言规定着我们的视野，有什么样的语言就相应地有什么样的生活世界和对世界的看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各民族的语言，都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一种样式，都是“打开人们心灵深处的钥匙”。海德格尔说：我们听得见“说”，只是因为我们归属于此一“说”。“说”仅仅允许那些归属于“说”的人讲。即：让他们听语言。这样的允许居于“说”中。它让我们获得讲的能力。语言的本质正是作为这样的允许而在“说”中出场。(海德格尔1995)
这正表明。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认识世界，语言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语言是存在的家。而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维特根斯坦对我们的提醒：在什么场合、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说这句话?什么样的行动伴随着这些话?(想想向人问候吧)在什么意义上。为了什么目的使用他们?语言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语言的意义永远要受到使用语言的语境、目的、交际对象、语气等等很多因素的影响，也正因如此，语言的意义往往要显示出丰富的多元性和含混特征。
语言作为人类的社会生存的根本纬度显现出来，语言人文性的观念也就随之从历史的尘埃中破土而出，语言人文性得以浮出水面后，对语言的研究就不能再是纯粹的结构主义的形式分割和假想推演了。因而现代语言学应该去关注隐喻，关注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关注语言的功能性使用，尤其是文学语言的功能性使用，毕竟文学语言更能体现个人创造对语言的干预、发展所作的努力和所得成绩。惟其如此，才使语言人文主义得以流传，使语言学还语言一个真实鲜活的原貌。
事实上，语言研究也确有了“语言人文性”的转向。在强烈的语言转向氛围影响下，在世界各地距离越来越近的进程中，人们已都意识到语言之于人的重要。都感觉到了纯粹结构主义研究的缺失和语言人文性研究的必要。实际上，所谓规范的语言、理性的语言，当它假定语言和表述是“正常”的时候，其实已经处于“自闭症”式的死循环中了。世界语言的丰富性活生生地就被语言透明性掩盖了，人们越来越感到各民族语言的个性化、民族化日渐殆尽。而如果差异性消失了。人们解释世界的动力就消亡了，这是多么恐惧的事情。所以。正是从这里开始，语言人
文性开始真正展现自己的魅力：而同时语言透明性也随结构主义研究的深入，日渐显示出了它作为一个研究选择之于语言研究的局限：规则的概括，越走向深入越发对语言事实无能为力。因此，我们看到，秉承结构主义方法而来的布拉格学派、弗斯学派、新弗斯学派都开始注重从功能的、语境的角度研究语言：也看到隐喻、转喻已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得到了密切关注，强调语言的功能和意义的语义学、语用学、功能主义语言学开始在形式主义的大一统中分得了一杯羹：更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三、“语言人文性”之于汉语研究的特殊意义
人文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不论是哪种语言，都是该民族认识、理解世界的一个价值体系。都会模铸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与世界上的其他语言相比。汉语人文性尤为突出。汉语没有丰富的形态变化，不通过词形变化表示语法意义。汉语组织句子不像西方语言那样必定以动词为核心，它简约灵动，没有严格的形式限制，只求意义功能的表述完整。汉语词汇意义的理解强调意合，多方意会，要求我们追寻“言外之意”。我们的汉字，更不必说，它比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文字体系，都饱含浓郁的人文精神，甚至连字形书写都发展成书法艺术，从字形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文化深义和风骨，所谓“字如其人”，所谓“颜筋柳骨”。汉语包含了深厚的中华历史文化积淀和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
对任何语言的研究都不能背离语言的性质。对汉语研究也样，要正确描述汉语，为汉语建立起符合实际的理论体系，必然首先要遵循汉语人文性这一基本性质，承认语言结构和文化结构的相互通约。但是，自从以拉丁语法为蓝本写成的中国第一部语法书《马氏文通》问世后，西方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不断地引进到中国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努力使自己“变得”适合西方语言理论的汉语研究的高墙越筑越高，各家理论林立，但也越高越危，理论和汉语事实错位。结构主义语言研究的形式化、确定性面对汉语的丰富性、弹性已经越来越捉襟见肘，汉语语法在套着西方形式主义语法分析的枷锁艰难前行，张世禄先生曾经撰文指出词类、结构形式、句类三方面的洋框框，像三条绳索一样捆绑着二十世纪的中国汉语语法研究，使它向着复杂畸形的方面发展，就如语法学界对主语问题的纠缠不休：西方印欧语言中，主语、谓语是构成句子最基本的范畴，西方语言的句子是主语、谓语的二元统一体几乎没有什么疑问。《马氏文通》把它移植到我们汉语后，几十年来几乎未曾动摇过，即使汉语事实有与之不符合的，也不是主谓二分的错，而是汉语句子中多“省略”。所以，语法学界产生了形形的关于如何确定句子主语的理论，有传统的仅从意义角度出发确定的施事充当主语，有通过给语义角色排序而确定主语的语义角色优先序列法，还有理论称主语由真正的v前无标记动元充当等等，各有千秋。无疑，这各种理论间的较量本身就暴露了把印欧语的主谓二分模式应用于汉语研究的不适。我们当然不是否定形式主义描写方法本身，而是把本来属于西方语言的模式硬套在汉语研究上，实在是忽略了汉语独特性。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把语言理想化对其作精确的形式化描写，远远不能反映语言中本质性的东西。形式化、精确性的现代汉语语法早已远离了人们的语感，更不能说明人们的语感。语言学家们在描写研究着的是被他们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塞到象牙塔里的“语言事实”，像做科学实验一样。概括抽象出的规则在面对这些理想语言时，很有解释力、说服力，但是面对丰富多变的活生生的语言事实时，形式化的规则语法就有点黔驴技穷了。我们并不是否定形式化的描写，它们自有存在的价值和贡献。只是，面对有高度人文性的汉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形式化描写的限度，把它扩大化，甚至把形式化描写汉语当作汉语研究的终极追求，那么，必然与通向语言本质之路背道而驰，我们永远都难以理解语言。当前。国内语言学界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等各种功能语言学的“处处开花”也正显示了现代语言学已逃离了“语言的透明性”而转向了“语言的人文性”。
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篇6
关键词：第二语言习得中介语石化目的语
近年，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内容和方向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基于心理学和语言学的深入研究，很多学者将其研究重点从“教师怎样教学”转为“学习者怎样学习”，重点研究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过程，把学习者放到首位，而不再仅限于单纯的教学法。中介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中学习者所使用的语言自然会受到广泛关注，因此，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给予了理论解释。
一、中介语的提出及发展
（一）中介语的提出
英国语言学家塞林格于1969年在其论文《语言迁移》中首先使用“中介语”一词。1972年，在其论文《中介语》中，详细地解释了“中介语”这一概念，从而确立了它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地位。其他研究者们用不同的语言学理论及研究方法，从各个方面对中介语进行了描述和解释，如科德将它称为“学习者固有的内在的掌握语言的课程大纲”“学习者独有语言”“中继能力”，奈姆塞尔称之为“近似语言系统”等。然而，使用最多的还是“中介语”这一说法。
（二）中介语理论研究的发展
1.国外的中介语理论研究
从时间上划分，国外的中介语理论研究一般分为早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早期的中介语理论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介语理论研究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1）早期的中介语理论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对比分析因无法有效指导实际教学与学习，受到了众多语言学家的批判。在这个背景下，以学习的主体和客体为研究重点的中介语理论出现了，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带来了新的曙光。代表学者及研究成果如下：
1）科德的研究。科德在1967年发表了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学习者言语错误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首先，科德区分了“失误”与“偏误”。“失误”是非系统性的，是学习者在偶然情况下产生的错误；而“偏误”具有系统性，它反映了学习者现时的语言知识或过渡能力，因此进行偏误分析是探索第二语言习得规律的一个好方法。
其次，科德提出了“内在大纲”的概念。所谓内在大纲是指“学习者拥有的一种控制学习目的语规则的程序化序列，这个序列并不因为外界因素（如教学序列）的影响而改变”。学习者在进行第二语言学习时，所接触到的语言材料很多，但并不能够全部吸收，科德认为这就是“输入”（所接触的语言材料）与“内化”（将语言材料吸收）之间的矛盾，同时也说明学习者的语言系统是由学习者的内在大纲决定的。
2）奈姆塞尔的研究。奈姆塞尔提出了中介语是一个“近似系统”的假设。
他认为“学习者的语言系统是逐渐接近目的语系统的”，即学习者的主语既不同于母语，也不同于目的语，而是其近似系统在某一特定时段的定型物，而且这些不同时段的近似系统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连续体。这个假设同样反映了中介语系统的动态特征。
3）塞林格的研究。在早期的中介语理论研究中，塞林格的理论假设最具代表性。
首先，塞林格分析讨论了中介语的五个产生过程，即语言的迁移，目的语规则的过分概括，训练的迁移，第二语言习得策略，交际策略。
其次，塞林格提出了“石化”的概念，他指出：“语言石化现象是指外语学习者的中介语中的一些语言项目、语言规则和系统性知识趋向于固定下来的状态，年龄增长和学习量的变化都对改变这种状态不起作用。”无论学习者对这些第二语言的知识掌握多全面，当学习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一项比较困难的新任务时，或在紧张或其它激动的情况下，类似错误总会重复出现，甚至在极度放松的情况下或很短时间不说目的语的情况下也会出现。
（2）后期的中介语理论研究
这一时期，中介语理论研究出现了许多新模式，有的是在早期的中介语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的则是以中介语系统作为研究客体，其理论模式与早期的理论假设产生了极大的差别。代表学者及研究成果如下：
1）埃利斯的研究。首先，埃利斯和道朗提出了中介语的“可变能力模式”，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解释学习者的语言变异。应该说，这个模式是在最初的中介语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在阐述“中介语”这个概念时，埃利斯则与塞林格等人的观点大相径庭。他认为中介语系统是一个抽象的语言规则系统，是一种“心理语法”，而不是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语言系统，这显然与早期的中介语理论不同。
2）舒曼的研究。舒曼提出了“文化适应模式”，从社会环境因素和学习者个人因素的视角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动力机制及学习者语言的中介语现象作出了独到的解释，为学习者深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规律、创造有利的内外部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
2.国内的中介语理论研究
一般认为，1984年鲁健骥发表的《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一文是我国中介语理论研究的开端。我国的中介语理论是在研究国外中介语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代表学者及研究成果如下：
（1）鲁健骥、吕必松、孙德坤等人的研究。这些学者对中介语的研究较早，在对中介语理论的引入和研究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
鲁健骥将国外中介语理论的一些基本内容介绍进来，如：首次把“中介语”“偏误”“石化”三个概念引入我国，并介绍了中介语的性质、产生偏误的五个主要原因等，这些都是以塞林格的思想为基础的。此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如：《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词汇偏误分析》《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法偏误分析》等，这些都是其对外国留学生在汉语习得过程中出现的各类偏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吕必松在《论汉语中介语的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发现汉语中介语系统并进行描写；揭示汉语中介语的发展规律；提出对外汉语教学和学习中应优化的因素及方法等。
孙德坤于1990年翻译了理查德的《错误分析、中介语和第二语言习得》一文，并于1993年发表了《中介语理论和汉语习得研究》，对中介语理论和汉语习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2）李大忠、王建勤、高宁慧等人的研究。他们是我国中介语研究的主体，主要对留学生的实际偏误进行了分析和归纳。
李大忠在实际教学中积累了大量的留学生偏误实例并写成《“使”字兼语句偏误分析》一文。此文对留学生产生偏误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相应的教学策略。
李珠、王建勤的《关于学生阅读理解失误的调查报告》一文采用的是调查分析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对某一类偏误进行了分析研究。
高宁慧为了使结论更具有科学性和可信度，把调查统计和偏误的收集结合起来，把定性研究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完成了《留学生的代词偏误与代词在篇章中的使用原则》一文。
（3）“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建立。
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语料库成为语言研究手段的主流，基于语料库的中介语研究方法也在日臻完善。
有些高校建立了自己的语料库，但资源有限，科学性也不是很强。经过多年的努力，储诚志、陈小荷等人建立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于1995年11月15日通过专家鉴定。该系统不仅是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介语研究和汉语研究、偏误分析的宝贵资源，而且也为汉语中介语研究、汉语本体研究提供了科学便捷的集成环境和先进的技术手段。
二、中介语的概念及特点
所谓“中介语”，就是介于学生本族语和目的语之间的独立的语言系统，它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创造的语言系统。科德称它为具有独特风格的“特异方言”或“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奈姆塞尔称它为“接近系统”。
“中介语”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现在还无法对它进行全面的描述。不同学者对中介语的认识也都有些出入，但都承认中介语具有可变性、系统性和相对稳定性。
塞林格就中介语的特点归纳了三点：1.可渗透性：在任何阶段构建成二语习得者的规则都不是固定的，这些规则有待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2.动态性：中介语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但这种变化不是从一个发展阶段直接跃至下一个发展阶段，而是逐渐地改变过渡阶段的系统来适应关于目的语的新的假设。这种动态性也体现了中介语内在的不稳定性和接受变化的倾向。3.系统性：尽管中介语具有可变性，但它同样是由一系列规则组成的。这些规则在体系上虽然不同于目的语完善的语法体系，但同样采用了简化、过渡概括、转换等类似的学习策略。因此中介语是各种规则的综合体，其自身也构成了一系列的过渡语言系统。
结合国内外对中介语的研究可以归纳其特点为：1.独立性：中介语是一个独立的语言体系，它产生于学习者试图掌握第二语言所做出的努力过程中。这个语言体系既有别于学习者的母语体系，也有别于他们所学习的目的语体系。这一系统在结构上处于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中间状态。2.可变性：中介语是一系列的过渡语系统，这些系统随着学习者的努力和交际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变化，由简单到复杂，逐渐离开母语而越来越接近目的语。3.系统性：中介语是一个独立的语言系统。如同任何一种自然语言，它也具备一套独特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的规则体系，而且自成体系，学习者是这些规则的创造者，并能运用这套规则系统去生成它们从未接触到的话语。4.石化性：学习者在习得一定数量的第二语言句型之后，中介语的发展有可能停滞下来，这些句型牢牢地固定在学习者的头脑中，以致于在相关的表达中，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反复使用这些石化句型。5.重组和重建过程的结合体：外语习得过程就是一种以目的语为标准的不断调整和重组的过程。
三、中介语研究的局限性
（一）研究限于词素、句法方面，对语义和语用知识习得研究不够。况且，仅仅根据词素研究来确定语言习得的顺序是不科学的，是没有理论依据的。
（二）忽视学习者学习外语的自身标准。中介语研究都是以目的语作为参照，对学习者本人所参照的标准研究不够。
（三）中介语与其他语言变体对于研究的影响，如纵向研究和交叉研究本身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未能解决，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可靠。
（四）对于中介语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欧美地区，随着来我国学习汉语的中亚国家留学生的数量与日俱增，对其中介语的研究也需要广大学者进一步作出努力。
（五）语料库的建立还不是很完善。全国大型的语料库还不是很多，应将建有语料库的学校的语料进行整合，建设几个具有权威性的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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