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6篇)
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篇1
关键词：地景文化、形胜、相地、因借自然、现代景园设计、继承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A
前言
园林设计属于立体式设计载体，它包含了建筑、园林小品、规划、园艺等各方面的设计因素，期间还蕴藏着人生哲理、山水意境、文人世风等多种文化背景意味。可见，优秀的景园设计不仅要注意工程建设，更应注意人文因素。
中国地景文化着眼于人与自然，总结了长期的人工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处理和设计实践中的有关地景文化的理论，将传统的景园设计上升到了人与自然的层面，并且赋予了人文因素。
1.中国地景文化的发展过程
中国地景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也是人对自然的认识的一个过程，对地貌的功用和对景观认识的过程。最初，人类对自然仅仅建立在认知的基础之上，依据古代文献记录，距今约5000年前伏羲氏绘制八卦，辨识东南西北西北方位，认定天、地、水、火、山、泽、风、雷八种自然景象的活动。这就是地景文化的启蒙阶段，也是对自然认识的初始阶段，在此阶段只是对自然现象的认识，还未对其产生感知，即美与丑之分，好与坏之分。西周时期《周易大传》中提出了“形”与“象”的美学概念，此时期已对自然开始感知，已出现评价，选择。战国时代《荀仔.强国》记载中对秦地秦川所作评述中“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是对那个时代自然景观与自然资源的一种认识，“形胜”已属于地景文化的一种理念。此时已涉及到对自然景观与资源的应用，使人对于自然的认识更上一个层面。东汉三国时期将“形胜”理念与人文心理观念相融合，使中国地景文化登上了风水学的殿堂。到了隋唐时期，地景文化已达到兴盛，营造工程、因借自然的造园手法已普遍应用于帝王宫殿、都城、陵墓等的营建。在此时期，地景文化发展迅速，并且已经提出了许多基于“形胜”理念的设计方式。如“笼山为苑，冠山抗殿”、“包山通苑，疏泉抗殿”、“因山借水”、“因山为陵”等。在此时期工程营造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宋元两代在隋唐时期兴盛的地景文化基础上持续发展。到了明清，继承了各代的地景文化，创造了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体现中国传统园林造园手法的绝佳之作，使中国地景文化达到了蔚为大观的时代。
2.“形胜”理念以及对“形胜”的基本认识
从字面意义讲，形，《说文解字注》讲“象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胜，《新华字典》讲“优美”。形胜，《辞源》解释为“地势优越便利，风景优美”。形胜一词最早见诸《荀子.强国》，云：“其(秦)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
中国地景文化的核心理念为“形胜”，在古代各地志书，史书中多有“形胜”一节，即对城市所在的环境形势予以描述。而现在对形胜的解释多为：地理位置优越，地势险要；山川壮美；利用有利的地形制胜。可见，形胜与地势有关，与自然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且形胜之处往往山水景观优美，人们往往利用这些形胜环境进行人工创造。形胜在其物质层面的意义主要指其自然地理的条件的优越，而精神层面的意义主要在于对景观元素的比拟与概括，且加入人文心里元素与风水学理念。如古人诗画中都会描绘出心目中理想的精致的范本。在诗人眼里，天象、地理、石壁、烟柳、人家等都属于形胜范畴。而风水学将形胜的概念得以形象化，有了所谓“龙脉”、“九星”、“天门”、“地产”等等概念。
3.相地
在古人看来，相地是很重要的，造园必先相地，只有“相地合宜”才能“构园得体”。
计成于《园冶》相地篇中将造园用地分为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等六种。六类地虽各有偏宜,但是都具备一定的地利，因而通过造园手段可以提升可以达到“完形”园林甚至于出人意表的效果。
古人相地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卜邻造园中卜邻则是强调借景。卜邻不仅指邻借城市之地，还包括山水之邻。卜邻的范围不仅包括相邻的构筑物和自然山水，也包括周围整个环境。在现代景观设计相地中，也应将视野放宽，不能仅局限于场地之内，应充分挖掘场地潜力，结合场地周边环境，因山就水创造佳境。
（2)究源与察地造园相地除了考虑周围环境之外，还要考虑园林基址范围内的立地条件，造园讲究随曲合方，得景随形。只有顺天然之理，才能自然、合宜，故对基址的了解十分重要。设计师应将用地看作是有生命的物体，与场地进行心灵沟通与对话，尊重场地。
古人相地尤其注重对水体的处理，古人注重引水究其源，察其之历，以便创造有生命的景观。这也是在相地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古人造景通过水景彰显其灵气，而现代景园设计亦离不开水景。在景园设计前期相地过程中应寻其源、察其历，若场地本身有水源，则是创造佳景的绝佳场地，应充分利用其优势，彰显水景之魅力。若场地无水资源可利用，应充分考虑其周边环境，寻找是否有可利用资源，充分挖掘场地潜力。
了解原址的植被情况，在察地中也十分重要，园中树木是难得的造园资源，应尽量保留利用。
4.因借自然
因借，在于造园宜“因地制宜”，即依所在的地理、地形、地貌、地势设计园林，顺应于自然，不违逆自然条件而强作构建。同时，要求园林内部的山石、水域、道路、花木以及建筑各景点之间相互巧借得体，通过一定技法将园外景致借入园内，构成一个和谐而充满生命意蕴的园景。
《中国地景文化史纲图说》一书中所提到的“笼山为苑，冠山抗殿”是借景的内涵。即笼山水为苑以形成群山环抱、水流相汇的自然融为一体，达到因借自然的效果。冠山抗殿则是选择自然地势优越的山体高点，点缀建筑，形成标志，使建筑融于自然山水之中。“因山为陵”即借助自然山形为陵，凿山洞为墓，借助自然山势地景景观显示皇帝的威严与宏伟的气魄。
5.现代景观设计对中国地景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在场地分析方面，现代景观设计师应学习传统造园师对场地环境考虑还应从大处着眼，通过对场地内各种要素和景观资源进行细致的勘查和分析，从整体角度指导园林景观的规划设计，因此，我们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应加强对场地周边现有景观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使园林建设与城市开发及资源相结合，促进景观综合价值的现实，达到“相地合宜，构园得体”、“因借自然”。使自然与人工完美融合。
在设计思想方面，我们应当传承古人崇尚自然的传统，加强对自然山水的保护意识。无论是传统园林还是现代景观，尽管所处的社会背景有很大不同，但都注重对景园设计思想的表达，将传统造园中的这一优秀设计思想与现代景观设计理念相结合，在景观设计中充分利用本土的自然气候环境和景观资源，因地制宜，营造具有地域和文化特色的景观类型，使园林景象的营造更具有深意。使地景中的人文思想得以延续，精神得以流传。
总结
中国地景文化将人与自然紧密联系起来，使园林营建充分结合自然、并结合人文心理、风水学理念。在现代景观设计中也应继承中国地景文化，使景观营建更加尊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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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篇2
关键词：叙事学；地理叙事；内容；形式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3-0033-04
长期以来，叙事学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叙事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叙事讲述的是时间中的事件序列。热奈特《叙事话语》分为五大部分：时序、时长、频率、语式、语态，其中用了大半篇幅探讨叙事的时间层面。强调时间的维度而忽视空间的维度。叙事学中有两个关键术语：故事与情节，“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排列的所有事件：“情节”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也就是时间顺序的重新安排。在对待“描写”与“叙述”两个经典术语时，同样表现出重时间轻空间的倾向。学者们普遍认为描写主要是对人物行动背景的揭示，而叙述（情节）则是对人物的具体行动（事件的时间顺序）的展示，因此小说读者在阅读时跳过描写的内容，也不会对情节造成多大的影响，地点只是情节的背景，并非情节本身。这样一来，地理空间在文学作品中常常是作为调整叙事节奏的“描写”，或是作为情节的静态背景，或是作为叙事事件发生的“场面”而存在的。总之，相对于时间来说，空间总是处于被忽视和从属的地位。正如索雅批评的那样：“今天的批评阐释界依然笼罩在时间的主叙事中。笼罩在历史的、相对而言不是地理上的想象之中。”
索雅是对上个世纪末西方学术界出现“空间转向”的回应，更是对以列斐伏尔、福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强调空间意义重要性的一种回应。福柯认为“当下的时代将可能首先是空间的时代”，空间一直不是静止的、被动的“容器”，而是能动的、积极建构的场域，是话语、权利斗争和分配的动态过程。反映到小说叙事中，就是要描述代表各种关系的空间在小说中是如何建构的，以及该空间建构的意义何在。笔者认为在文学作品中，空间建构要进入人类的认知之中被把握，要成为叙事话语在文本中被呈现，必须借助于地理叙事。不能把地理叙事等同于弗兰克所阐释的空间叙事。弗兰克的空间叙事强调的是一种与传统相异的新的叙事手法。作家在同一个时间里并列展开多个层次的情节和行动，叙事像一幅立体派油画一样，在多个层面上被展现出来，终止了叙事的时间流动。使叙事在空间层面上展开，是现代派小说特有的风格。地理叙事则不同，它自始至终地存在于叙事类文学作品之中，它不仅仅是一种叙事形式，更是叙事本身的一部分，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文学地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在近些年来的中国文学批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谓“地理叙事”，是指作家运用艺术手段在叙事文本中通过地理空间如自然山水风貌、地域人文风俗、城市生活图景以及想象虚拟空间的动态建构，展开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思想主题、绘制或投射出一幅社会人生的认知地图。这样一幅认知地图，既是特定的地理空间下某一时期作家个人对社会人生的真实体验，又是时代风貌、民族精神以及意识形态在这一特定场景中的具体投射。文学作品中的每一个地理空间均展示了一种有机的地域文化形式或意识形态话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学流派所表现的地理空间内容以及表现地理空间的方式各不相同。
文学作品只有将人物和事件嵌入具体的地理空间，人物才能活起来，才成为有血有肉有独特体验的个体，也只有在与具体地理空间的互动中引发故事和情节。事件的进程发展才成为可能，人物之间的各种关系才能得以表现，社会话语和权力的动态建构过程才能得到反映，过分侧重时间维度，事件和人物就显得抽象和空泛，只有将时空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完成整个作品的叙事。因此，在叙事作品里地理空间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到作品是否真实，是否能立起来，关系到文学表达的本质属性，是审美对象化的集中体现，是叙事本体的重要部分。
地理叙事自始至终地存在于叙事文本之中，作为叙事的有机统一体自然地随着文本内在机制要求和社会时代变化而变化。文学中的地理空间是人物参与其中，在特定社会进程中所生产和创造出来的：同时。地理空间自身也是一种建构性力量，它要反作用于存在于其中的人物，影响、指引并限制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人与空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必然是具体的和富于各自特色的，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地理叙事的内容是审美对象化的具体反映。我们可以以自然在地理叙事中的比例和作用为例，来说明与论证这种变化。
在人类文明的初期，人与自然联系最为紧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文学作品里的地理叙事体现的是人对自然的膜拜，以及渴望对自然的征服。人类最早的文学，无论是神话还是史诗，都着重于自然地理空间的书写。由于人与自然的互为一体，自然也未被人进行审美的对象化。因此，早期神话传说的地理叙事不是作为审美对象而是作为原始的神话思维产物，充满隐喻和象征，具有想象和拟人的色彩。自然本身可以在叙事中充当人格化角色：如山神、地母、雷公等。《山海经》将神话思维融于地理叙事。反映出原始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想象。自然是巨大的、充满震撼充满魔力的形象，人在这一形象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从早期文学作品的地理叙事中，我们可以读出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从大禹治水的传说和荷马史诗《奥德赛》，就可以窥见东西两大文明发源地所创造的两种不同文明类型——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迥异之处。人类进入农耕文明之后，人与自然的主客关系发生了变化，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还没有完全隔离，在文学作品中，自然或者成为人类认知和征服的对象，或者成为人类反观自身的对象。在华兹华斯歌颂田园生活、具有较强叙事性的歌谣里，自然成为开启人类智慧、提升人类道德的神圣所在。自然地理建构在其诗歌中发挥着基本的叙事功能，其叙事模式常常是以作者偶然进人某一自然场景为开端，然后对融入场景中的人事展开叙述，最后以沉思或感悟自然与人的和谐及启迪，结束全诗。进入工业文明后，城市化的过程是人与自然日益疏离的过程。自然空间不再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城市地理景观和城市生活场景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对象，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自然地理空间的缺失。对城市景观的描写与叙述，在19世纪的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中，达到了顶峰：如狄更斯的伦敦，雨果、巴尔扎克、左拉的巴黎，现实主义大师们对城市描写的精细程度似乎经得起地理学家的考证。在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中，对心理空间的建构往往又代替了对城市景观的描述。文学作品中自然地理空间建构的逐渐压缩甚至缺失，是文学对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是艺术家观照世界与认识世界，将客观世界审美对象化并给予艺术传达的具体体现。
地域小说形式上的创新和内容上的丰富，将地理叙事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早期的叙事文学往往是主人公个人的历险记或漫游记。主人公总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一次历险接一次历险，一个见闻接一个见闻，或者表现英雄的丰功伟绩，或者展示社会趣闻轶事与民俗风情，主人公与环境的关系是外在的表面的，人物和环境之间并没有内在的关联，它们往往不存在相互生成的关系。地理空间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场所，地理叙事仅仅是结构整个作品的手段，像一根串起零散珠子的绳线。此种地理叙事，在19世纪被新的叙事手法所替代，小说不再以地点的转移来串联故事，而是让故事集中在一个地方，地方自然地貌、地方语言、地方风俗、地方文化成为小说描写的核心，共同建构起独特的地域文化空间。生活在这里的人，既是地域空间的产物，也是地域空间的生产者。由于这类小说都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地域空间里，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因此也被称为地域小说或乡土小说。此类小说在19世纪出现后，被广为接受并逐渐演变成一种叙事文学类型，形成一种文学传统。总体上说。地域小说外在地拓宽了文学表现的广度，它通过描写不同地方的自然环境、地域文化，极大限度地表现了人类生活的特殊性、多样性和丰富性。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哈代的威塞克斯、沈从文的湘西、沙汀的四川、赵树理的山西、萧红的呼兰河……富于地域特色的叙事作品，使文学这座四季大花园充满生机，处处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姹紫嫣红，丰富多彩。
在拓宽表现空间的同时，地域小说也内在地显示出文学向表现人生的纵深发展。文学不再满足于外在的表现人物的行动，如记叙各类见闻、各种冒险，而是希望能更深刻地探讨人物行动产生的内外原因。特别是时代和环境如何对人物性格和命运产生影响。地域小说最好地体现了19世纪重要的美学理念，即通过特殊表现一般，通过建构具体特殊的地域空间反映大时代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现象，通过主人公独特的个人命运揭示出隐藏在他（她）身后的本质。在艺术上也有诸多创新。地域小说都注重构建全景式的地域空间，并在这一全景式空间里有针对性地对其中某一自然地理特征或人文地理风貌进行精雕细刻，建构一个既有时代特征又独具自然和文化特色的地域空间，将人物与特定自然景观、人文风俗及社会关系相融合，在此基础上展开人物与外在的异质文化空间和社会关系的对抗。小说家通过建构相互对立的地理空间，确定各自的界域。将主要人物置于其中，使人物越界地在两地之间来回游走，通过环境的变化推动故事的情节，完成小说表现人物所遭受的时代冲击，以及自我身份的艰难转换，表现人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动态建构过程。地理描写也更多地被小说家作为或者是一种隐喻，或者是某种文化的载体，或者是情节发展的契机，或者是人物性格的象征出现在作品里。比如对自然环境的描写，绝非为写景而写景。景致的四季变换，浓墨渲染的荒原、林地、村舍都充满了象征和隐喻，自然景观成为人物心理和情感的投射，成为人物形象意蕴的象征，使抒情与叙事结合在一起。景观的描写暗示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情节的发展与剧变，就成为神秘的力量，掌控并预示着主人公最终的命运。参与着小说的叙事进程。哈代的威塞克斯系列小说，被公认为是地域小说的典范。《苔丝》叙述了苔丝从布蕾谷到纯瑞脊，从塔布篱到棱窟槐，最终在乱石阵中作为替罪羊献祭的悲惨命运，将作为空间维度的地理叙事和作为时间维度的情节发展融为一体，在一组组相互对立的空间中，讲述苔丝如何一步步地从农家少女到农场工人，从少女到弃妇最后到杀人犯身份的巨大转变，动态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由城市向农村逐渐侵蚀、现代工业化社会彻底毁灭宗法制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从乡村到城市的地理变更意味着主人公正经历着在传统与现代、纯洁与堕落、自然与虚伪之间的选择。面对历史的必然。个人的愤怒与抗争均无法逃避悲剧性的宿命。
地域小说充分展示和采用了地理叙事的各种艺术手段，这些叙事技巧是叙事文学发展的重要成就，这也说明作家审美倾向与特定意识形态之间的必然联系，说明地理叙事手段在文学发展和意识形态变迁的互动中不断地发展变化。我们可以从地理叙事在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的变迁中，清晰地看到这一变化，同时证明地理叙事如何在整个小说叙事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受启蒙思想影响，18、19世纪的思想家们普遍认为社会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也是可以被发现、被揭示的。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小说家都力图解释社会环境对人的决定性力量，以揭露社会黑暗、为社会关系的变化和人物最终命运提供解释为自己的使命。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作家都强调环境的塑造，现实主义作家通过塑造典型环境来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自然主义作家则通过描写具体真实的环境，来展示生活于其中的人物的必然命运，所以他们都致力于对环境空间的精细描写。同时，小说在叙事层面上通常采用全知的叙述视角，叙述者控制着叙述的节奏和内容，小说依赖时间的发展带动事件连续不断地形成一个个序列，形成一种线性的因果模式。地理叙事在叙述上表现为时间链上的一个个空间建构序列，在视角上表现为对城市空间的俯视或透视性观察，在描写上表现为对具体地理景观的精心选择和细节营造，体现出作者或叙述人很强的控制力。
左拉小说对城市的描述，基本上是从两个维度进行的：一是全知全能的作者或叙述人，常常以俯瞰的角度或透视的方法审视巴黎：另一个是小说中的主人公，或者以异乡人的眼光，或者以巴黎的某个区域的视角观察巴黎，尽管这些人身份、性别、年龄、地位、职业不同，但他们所看到的巴黎图景却基本一致，巴黎在众多眼光的凝视下，表现出恒定性和单一性，表现出某种统一的特征，与作者自己的全景描述相一致。如果把这些在不同的小说中不断重复出现的意象碎片聚合起来，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个内部完整的、合乎小说叙述逻辑并具有自身独立意义的想象的巴黎空间，这就是作者为表达主题意蕴而创造的符合自身因果逻辑的叙事空间。是文学主题对象化的存在。
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断深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许多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空间。具体表现为事物进程和生活节奏的加快，空间距离日益缩短，时空被压缩，瞬间性成为认知的本质特征之一。柏格森的时间理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改变了人们对时间和人类心理结构的认识。人们意识到若像过去那样，要在这“瞬态化”的外部现象之间寻找时间秩序和因果联系，是一种徒劳。现代主义文学是大都市时代的历史产物，也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反抗。现代主义作家不再期望从外部世界把握真实，而是向“内转”，向人的内心世界寻找真实，别开生面地将创作重点转向了用以表现人物精神活动的意识上，通过其意识屏幕来反映社会现实。伍尔夫的“重要瞬间”和乔伊斯的“精神顿悟”，都将时间压缩到一个点上。使人物意识在空间层面上得到最大程度的展开。与这一转向相适应，在叙事上，现代主义作家不得不寻找一种与现实主义作家绝然不同的结构方式，以空间性的情节立体结构来代替时间性的情节线性结构，在共时性上同时展开多个空间叙事，来对“瞬态化”现象作整体的把握。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叙事的空间转向使地理叙事在作品中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在意识流小说中，以地理空间的不断转移和相互并置推进意识流叙事是小说家最常用的技巧，地理空间叙事代替了时间线性叙事，而成为叙事发展的重要推手。
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篇3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是历史与社会学科组织教学活动的最根本的依据。仔细查阅《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就会发现很多内容都与自然环境有关，如：1－2－2考察本地（县、乡、村或城市社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特点，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本地在人地关系方面的主要问题；1－2－9描述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同的自然条件，比较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等方面的主要不同等。1992年通过的《地理教育国际宪章》中也指出学习地理主要有五个核心概念：位置和分布、地方、人与环境的关系、空间的相互作用、区域。并在地方这个核心概念中提出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特征，认识地方的自然特征和人对环境的态度是理解人和地方的相互关系的基础。由此可见自然环境在地理学科中的重要性。地理知识主要集中在七年级的历史与社会中，但是我们翻阅依据课程标准而编写的人教版七年级《历史与社会》上册教材，发现是这样编排的：第二单元的导言中提到自然环境是生活的基本条件，为人类提供了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对于自然环境这个概念也没有作具体的解释，接着介绍了地形、气候、河湖这三个自然环境的基本要素，在第三单元就开始引导学生得出“不同区域的人民都根据各自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创造着独具特色的区域生活。”这一基本观点。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其实并未真正理解自然环境的内涵，也不知道自然环境的基本要素有哪些，因为七年级学生刚刚跨入少年期，理性思维的发展还不成熟。而自然环境是地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我们知道概念是进行判断、推理的依据，地理概念则是导出地理结论的逻辑基础，是地理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如果学生没有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概念的本质，就很难发现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判断、推理也会失去依据，更别提地理学科基本观念、学科思想方法和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了。而学生在学习中只有抓住地理学科的基本观念和学科思想方法这一主线，思考时才能更具有目的性、组织性和灵活性，才能提高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和自主学习地理知识的能力，从而提高学习效率。由此可见，自然环境究竟是什么？其基本要素有哪些？这些问题是我们教学的关键，是历史与社会教师教学时一定要注意解决的问题。
要理解自然环境及其基本要素有哪些，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环境。环境是指围绕着某一事物并对该事物会产生某些影响的所有外界事物。环境因中心事物的不同而不同，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就是指人类生活的环境。按照环境的属性，可将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科院地理所集体编撰的《现代地理学词典》对自然环境是这样解释的：“地球表层指与人类直接有关的一部分地球环境，其范畴〔围〕大致上始大气对流层顶，下至岩石圈上部，包括大气、水、岩石、生物在内的特殊圈层。”这个特殊的圈层即自然地理环境。通俗地讲，就是指环绕在人们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
自然环境的基本要素有哪些？不同教师对基本要素有哪些及如何命名上就存在分歧，甚至同一教师在前后授课过程中对自然环境基本要素的表述也是不统一的，这源于教师自身对自然环境基本要素理解的模糊。以《稻作文化的印记》一课为例，有的老师在分析湄南河平原水稻生产的条件时是这样呈现的：“湄南河平原生产水稻的条件分析：平原—提供广阔的肥沃的土地；河流—提供充足的水分；气候—夏季风带来丰沛的降水；位置—低纬度有充足的光照和温度。”同样是《稻作文化的印记》这课，另外一位老师在分析湄南河平原水稻生产的条件又是这样呈现的“：纬度带———地处低纬，阳光充足；气候———热带季风气候、高温多雨；地形———冲积平原、地势低平；土壤———土壤肥沃；水文———水网密布、灌溉方便”。两者相比较，不难发现老师在表述自然环境基本要素时，有时候是比较混乱甚至是错误的，第一位老师在分析第一个条件时，用了“平原”这个词，而平原只是五大地形之一而已，把它与气候等同，显然是不科学的。另外，在分析时，这位老师还提到位置—低纬度有充足的光照，其实，前面在讲气候这个因素时，已经提到了高温，在这里又出现，不仅浪费课堂时间，还给学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加大了学生学习的难度。在表述上，不同老师之间也存在差异，第一位老师用了“河流”，第二位老师用了“水文”，还有老师用了“水”，在选择自然地理要素的专业术语时我们应当尊重长期以来在地理学上形成的传统，取“水文”更为恰当。这是因为，仔细回味“水文”这个概念，我们发现这个概念不仅包括“水”“河流”等物质性方面的含义，还能体现其运动状态、功能等方面的含义。还有老师把湄南河平原的地理位置也归纳为自然环境的基本要素之一，但根据“划分的各个子项应当互不相容”的逻辑规则，这种归类应当是错误的，因为地理位置是造成气候等因素不同的原因，地理位置与气候等因素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在七年级《历史与社会》教材上册综合探究三中还提到“区域的自然条件包括这一区域的地形、气候、河流与自然资源等”。《辞海》对自然资源的定义为：天然存在的自然物（不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原材料）并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物，如土地、矿藏、水利、生物、气候、海洋等资源，是生产的原料来源和布局场所。而教材中自然资源应该指的是狭义上的自然资源，是指实物性资源，即那些天然物质和自然能量的总和。综上所述，在初中阶段，学生只要能理解到自然环境的基本要素主要有气候、地形、水文、土壤、自然资源等就可以了。
以《稻作文化的印记》为例，分析湄南河平原的自然环境时，结合教材的图片和文字资料，我们就可以从气候、地形、水文、土壤等基本要素进行分析，接着探究稻作生产对人口分布、民居特色、饮食、精神生活等方面的影响，从而归纳出“自然条件对人类生产、生活有重要影响”这一概念。由此可见，自然环境在历史与社会教学中确实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来讲解呢？
心理上重视。教师要意识到自然环境在整个历史与社会教学中的重要性，在教学中要不断地向学生灌输自然环境的重要性。
战术上灵活。开始时，应着重分析自然环境，但分析时需要注意方法。首先应对自然环境的概念进行解释，可以运用概念之间的比较法，通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概念的比较而找出它们的异同点，从而深化学生对概念以及不同概念的区别的理解，在这里可以将自然环境与环境和人文环境加以比较分析。还必须引导学生利用他们手头的资料，如各种地图和文字等提取信息，要让学生知道本课要了解湄南河平原的自然条件，可从气候、地形、水文、土壤这几个基本要素出发，另外，再及时补充自然环境的其他基本要素。接下来，在关于其他区域的学习时，都提醒学生要先分析自然环境的基本要素，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学生就有能力分析区域中的自然环境及其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地理观念和学科思想方法，从而使学生学会学习，提高学习效率。
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篇4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篇5
关键词：文化产业,人文地理,旅游
Abstract:theculturalindustryisabigindustrygrowingup,thecreativityandinnovationisakindofsocialphenomenon,andthesocialphenomenonexistsanddevelopsinitandthegeographicalenvironment.Theculturalindustry,popularlysays,istouseculturemakemoney,tousethemoneyIearneddevelopmentculture.Atthistime,developmentandinnovationculturemakesspecificcertaineconomicvalue,obviouslyandhumangeographyhasagreatrelationship.Howdoyouviewofhumangeographypositionandplayitsroleintheprocessofcultureindustry,istheauthorofdiscussion.
Keywords:culturalindustry,humangeography,travel
中图分类号：K9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根据我国统计局的界定，文化产业可分成核心层、层和相关服务文化层三类情况。而文化旅游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系统的层，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旅游业作为一项独立产业，是一种文化现象，历史悠久且经久不衰。现代资本主义中迎合消费者娱乐、装饰、自我肯定、社会展示等需要的部门包含的不同的技巧、款式、媒介、乐趣和服务等是最重要的文化要素。伴随着旅游业发展起来的旅游文化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内容（即旅游景点和发展起来的旅游饰品食品等）的象征价值远高于其实用目的。这就是文化产业的高层次的意义所在。
人文地理与旅游业的关系
作为地理学的两个主要分支之一的人文地理学科主要研究各种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变化情况，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地域结构形成和发展规律。“人文”就是与自然相对应的包括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现象的总和。人文地理学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文地理学包括社会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狭义的人文地理学指社会文化地理学。
从人文地理的定义来看，人文地理总之与社会和自然相关联。简而言之，人文地理就是人文与地理的有机结合，而不单单是人文的因素或是地理的因素的单独存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旅游产业已成为一门新兴产业并不断崛起，成为众多地区的发展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仅仅存在于地区的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作为自然风光与人为创意的结晶，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敲门砖，带动地区走向了繁荣和发展的道路。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越来越需要自然与创意产业相结合，从而衍生出一种新的产业类型———文化创意旅游产业。这种文化创意产业的诞生恰巧是人文地理的有机表现，由此看来，人文地理在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
党的文件中首次使用文化产业一词，是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自此以后，文化产业进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新视野。国家统计局于2004年3月29日下发文件《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其中将“文化及相关产业”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
旅游业作为文化产业系统的层，与文化产业互为补充、相互促进，二者融合发展。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将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现实意义。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地区的服务性质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也能弘扬地区民族文化、风俗传统等。
但是，旅游业的发展必须立足于各地社会经济环境，通过对旅游资源状况和自然地理境况等文化产业发展基础的分析，提出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适合类型，研究清楚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最终进而形成旅游业发展战略。
发展旅游文化产业中的人文地理因素
文化旅游产业是实现第三产业跨越式发展的龙头产业，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关键。
要想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形成有地区特色的文化资源，首先必须充分利用有利的自然环境，其次加以人为的创新与创造，最终打造值得观赏和使用且有意义的文化要素。对于如何充分发挥文化产业中的人文地理因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突出地区特色，彰显自然
旅游业的发展前期遵循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将自然资源渐渐变成非自然物，忽视了自然的本体存在，忽视了人文地理中的地理成分，造成自然资源的浪费和不协调生态环境的产生。相反，这种模式不仅没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还导致了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化，甚至短时间内难以恢复的局面。
旅游业就是要重视文化创意旅游产业，这种新兴的旅游产业贵在“创意”二字。为什么要旅游，就是因为旅游区具有地区特色的文化氛围或是自然氛围，是别的地区不曾具有的。如果将自然改造，地区变异，还有旅游的意义吗？我们来举个例子：面对山水文化旅游景点，应该以弘扬自然风光为目的，通过适度地加以人文情怀修饰，使旅游者享受自然带来的独特魅力，享受地域文化带来的心旷神怡。
地区特色强调地区，强调自然，在进行旅游文化创意时，我们只能顺应地区优势，切不可将不适应地区的风格和人文景观取而代之。
第二，回归文化本体，引导和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旅游资源与社会环境应该是共生关系。旅游文化的形成于开发在彰显自然的同时，应回归文化本体，强调社会因素与自然的天然合一。
文化产业的价值在于激发参与者的新奇感，使参与者享受不一样的生活氛围。单独的自然风光不免让人觉得单调，冠以独具特色、与环境和谐统一的文化元素为存在内核，就别有一番风味了。随旅游业兴起的服务性行业，例如餐饮行业等，不仅满足了旅游者的需求，更是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一些富有地区特色或反映民族风情的活动，物品，习俗等，能使参与者耳目一新，流连忘返。因此，旅游创意产业中的文化氛围显得饶有价值。例如，当前很多景区的民俗文化旅游中都复制一种“抛绣球”活动，活动本身很富有情趣，彰显民族特色，深受游客青睐。但在旅程逐渐出现的一些以盈利为目的的粗俗模式，例如套圈等，让游客产生反感心理。
第三，注重文化的长远发展，注重创新
健康的旅游文化产业要形成文化、自然、旅游活动的良性循环，一定是源远流长的，是注重长远发展的，那些注重经济利益不顾资源的合理利用的理念只会断了文化发展的后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所形成的新文化产业必须是生态型的，必须是具有长远目光的“非消耗型”产业。因此，在开发旅游产业中，只有坚持自然文化资源合理利用，才能保证文化资源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
在生态化开发模式中应有创新的发展眼光。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照搬照套和一层不变从来都不利于文化发展。文化旅游的前提是文化，打造有旅游价值的文化就必须有提升旅游层次，加强旅游内涵修养，提高旅游文化含量，走新型的发展理念。文化资源包括历史资源、民俗资源、知识资源、信息资源等，它们存在于历史与现实，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中，成为人类与自然结合的结晶。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创新的理念，就要利用独具魅力的文化资源，坚持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且要根植于历史和传统的作用。
发扬文化产业，我们应立足于文化本身，发挥创意的元素作用。但如何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发挥人文地理的有机作用，才是文化产业中“创意”的最佳境界。彰显自然，却又富有新意，这就是人文地理在文化产业中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刘志勇,王伟年.论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J].企业经济,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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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篇6
自然、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的异同
旅游资源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用于发展旅游业的自然的与历史文化性的资源，包括诸如风景名胜、自然保护区、历史文物以及可以展示的民间艺术、戏曲音乐、民风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自然、文化遗产（狭义）指公认的、能为人们提供生态、科研、文教等功能的、具备独特价值的、自然界演变的产物或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产品。凡旅游资源都属于自然与文化遗产，但自然与文化遗产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广泛，有的文化遗产就无法直接展示给游人，譬如长征精神等，遂不能直接作为旅游资源。
鉴于自然与文化资源的范畴大于旅游资源，因此遗产的管理体制较之于旅游景区的管理体制更为宏观。这就是本文为何要把旅游资源的管理体制或旅游景区的管理体制的改革扩展为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
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是面对着自然、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的词句时，人们的潜意识里的反应是有明显差异的。面对遗产，人们首先映入脑际的是保护和继承，而面对旅游资源，人们可能会事先想到开发取利。《文物保护法》规定：“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应该说这是对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的原则性规定，具有规定性意义。
我国现行自然与文化遗产管理体制现状
（一）法制不健全且缺乏针对遗产管理统一的国家立法
由于自然、文化遗产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遗产等，以及价值的多重性，有部级、省市级等，这客观上增加了遗产管理的难度。目前涉及遗产管理的法律有《文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野生动植物保护法》、《水法》、《城乡规划法》等几十部之多，再加上各地制定的条例规章更是数不胜数，这些法规对遗产管理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因为法规多，执法单位多，推诿扯皮多，从而就陷入“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怪圈。
（二）国家指导及属地管理相结合
目前我国遗产的管理体制除少数归国家部委直属外，如故宫博物院，大多情况是遗产由属地管辖，国家部委负责业务指导。旅游开发给地方政府带来gdp的增长，激发了其发展当地旅游业的积极性，这是现行体制有利的一面。然而从实践来看，由于地方政府掌管着遗产管理的大权，他们出于gdp的考虑，往往置国家法规于不顾，不惜人为破坏遗产，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导向是各地遗产管理的主要阻碍因素。
（三）多头管理导致效率低下
自然与文化遗产大都属于公共资源（私人藏品和一些非物质遗产除外），其管理主体毫无疑问应是政府。目前，我国涉及自然与文化遗产的主管部门太多，有文化、旅游、环保、林业、国土、建设等部门，管理分散，部门之间难以协调，工作效率低下。另外，遗产管理部门作为政府机构又兼经营，自己办公司，造成政企不分。
我国自然与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改革思路
（一）建立自然与文化遗产统一的管理机构
目前我国正进行政府机构体制改革，这为遗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带来契机。由于遗产管理缺乏统一机构，造成实质上的多头管理、条块分割、效率低下、保护不力，为权力寻租开启方便之门。为此，有必要针对遗产管理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对一些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整合，实行综合设置，从而完善遗产管理体制。
基于以上思路，可以把涉及自然与文化遗产的主管部门文化部、旅游局、林业局合并，并吸收其他部委如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等下属的相关遗产管理部门，精简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府机构（省市县对应设厅局），实施对遗产的监管。之所以将此三机构合并，是因为旅游局主要职责是负责旅游资源的管理与开发，林业局负责生态建设和保护（此两局主要涉及自然遗产的管理），文化部负责文物管理、文化的发展和文化产业化的监管（负责文化遗产的管理），这种整合打破了条块分割，降低协调的成本，管理易落实到实处。该机构（姑且暂称自然与文化遗产部）的主要职能是全面负责遗产的管理，制定遗产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利用的制度、条例和规划，并监督实行。为提高该机构的权威性，中央应给予其适当地位和完全的执法权。
（二）废除属地管理体制且实行中央垂直管理
废除属地管理体制，实行中央垂直管理，将遗产管理经费纳入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新体制必须能妥善解决利益攸关方的利益关系，以防止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不公平的博弈，导致对遗产的损毁。属地管理虽能调动地方的开发积极性，但由此带来的地方主义、竭泽而渔式的发展理念，会使遗产的保护陷入危机。因此，要克服地方主义必须废除属地管理，实行中央垂直管理，经费纳入中央财政，人事也由上级遗产部门管理，从而摆脱对地方的依赖。对于一个可能跨及数省或数市的大遗产区，其管理应打破区域管辖范围，由上级遗产管理部门任命一个专门的直属机构管理。目前许多地方风景名胜区采用的是景区管理委员会的形式，这个直属机构亦可借鉴这个形式——即某某遗产管理委员会，全权负责对整个遗产地的管理、保护与利用的各项事宜，至于该遗产地与所在省市的关系，可沿用中央直属企业与省市的关系来处理。
考虑到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各地遗产局即使不受各省市长直接管辖，各地遗产部门恐仍难以对当地政府的破坏遗产行为予以制止，可考虑将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与各省市主管领导的政绩直接挂钩（地方只对由于自身的不端行为造成的遗产损坏负责，而对遗产部门自身的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免责），各省市长与上级人大或同级人大签订直接责任书，如发生遗产的重大损毁，则人大立即追究省市长的责任。
另外，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对遗产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可以给当地赢得长期的无形资产——知名度，大量的人流物流（不超过限度）为当地居民源源不断地提供就业、商贸等机会，而地方政府也可获得稳定的税收收入。随着研究者、志愿者的到来，可以提高当地的文明水平。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政府应给予其相应专业技术人员的待遇，使其安心工作。新体制能否协调各方的利益分配，至关重要。
（三）健全法制并严格监督制度
健全法制，制定实施国家统一的遗产管理法，严格监督制度。我国涉及遗产管理的法规不少，也起了相当的作用。但执法主体众多，易产生内耗和惰性。况且遗产形式多样，价值多重，有些遗产陷入法规的盲区，只能以其他法规套用，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就套用文物法。因此为了妥善管理遗产，呼吁人大尽快制定国家统一的遗产管理法，以提高遗产管理的权威性，使遗产管理部门有法可依。
为确保法律的实施，必须建立严格的监督制度。遗产管理部门的工作应定期接受上级人大、政协与同级人大、政协组成的专门委员会的监督和检查，同时，中央可以授权并委托专家和志愿者组织民间监督团体，对遗产管理部门的工作实施监督。遗产管理部门实行首长负责制，对于查出的问题，人大、政协专门委员会立即提出整改意见，由遗产管理机构遵照执行。对于出现严重的遗产毁损，人大可立即责成启动行政乃至司法程序，追究遗产管理机构首长的责任。
人大应责成政府将遗产管理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形成经费每年适度增长机制，并监督预算的实施。政府应在每年度的人大会议上，就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情况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请人大审议，这应成为一个制度。
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遗产管理部门退出经营活动。遗产管理部门按照遗产管理的要求，以特许经营方式授权企业或个人，对遗产进行合理开发经营，并向经营者收取一定的特许经营费上缴国库，国家适当返还。遗产部门作为政府机构必须脱离经营活动，对其下属企业按照国企改革的要求，把企业从机关剥离出去，或由国资委托管，或市场化改制，至于经营者与遗产机构的责、权、利的关系可通过法规界定。
（四）拓宽经费来源且建立经费保障机制
拓宽经费来源，严格专款专用制度，建立经费保障机制。高效运作的管理体制，离不开必要的经费保障，经费来源的主渠道是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精简的管理机构有利于减少支出，要将节约的经费和财政拨款专款专用，加强财务审计。但我国各类遗产丰富，政府拨款除去人头费往往捉襟见肘，拓宽资金来源也是当务之急。政府应成立保护遗产基金会，开展对外工作，积极吸收国际友好组织和人士的捐款；另外拓宽国内渠道，运用税收杠杆，鼓励国内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为基金会捐款，并在应缴税额中予以扣除。
综上所述，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它关系到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弘扬，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建立一个高效运转的自然与文化管理体制，是保护利用好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关键。